荷赛评委：我们的世界新闻摄影到底怎么了？

    今年的年度照片是一名被丈夫施以酷刑的阿富汗少女，象征着典型的暴力与虐待景象。在视觉形式方面，这更像是法庭上的罪证资料片。我很想知道摄影师是否问过那位不幸的受害者，拍下那么多被虐待的照片能给她带来什么。

　　Vladimir Vyatkin

　　一名俄罗斯著名摄影师对于世界新闻摄影大赛评选结果的反思

Vladimir Vyatkin. 

    过去几天，我的手机一直响个不停。我的同事、朋友和以前的学生都打电话过来问到同一个问题：

    “你看到网上那个世界新闻摄影大赛（荷赛）的最终结果了吗？现在的新闻摄影到底怎么了？你当过三次评委了，应该给我们些说法吧。你能谈谈这个问题吗？”

    于是，为了一探究竟，我登录了大赛网站，查看了由评委们挑选出来的获奖作品。后来，我又和一些教师、资深同行、之前的参赛者和多名获奖者聊了很多。

    这个问题的答案简单明了：世界新闻摄影的主体已经病入膏肓。它患上了一种急性脑血管疾病，伴随着严重的心力衰竭——这是那些连年遭受各种巨大身心压力的人群的通病。自然灾害、革命、种族冲突、恐怖主义、政府镇压与极权迫害让人们垂死挣扎。

    摄影师们也不例外，大家争先恐后地扎进灾难与危险的现场。很显然，一名在自然灾害、种族和宗教暴力等各种极端条件下工作的摄影师，每天也要承受超出想象的压力。

    从大赛结果来看，不仅有身经百战勇于闯入地狱现场的资深摄影师，还有初出茅庐无所畏惧的，拥有钢铁神经和敏捷身手的冒险家。许多这样的冒险家几乎没有受过什么专业摄影指导，仅仅依靠简单的自动对焦相机，他们冲上前线，抓下痛苦瞬间，试图抓住新闻摄影精神的精髓。

    他们不懂什么古典文学语言或是经典视觉艺术，对心理学上的人文主义理论也知之甚少，更别提什么构图、符号、隐喻或是哲学思考一类的概念。他们的镜头就像是一位毛躁的菜鸟外科医生手中冰冷无情的手术刀，生生切入尚在流血的人类痛楚和苦难之中。

    显然，解剖室般冰冷残酷的氛围麻痹了评委们理性的神经，令他们无从作出客观公允的评判。盲目冷漠的纪录片式的摄影成为新闻摄影的潮流，以扭曲的图像艺术形式限制住了基本的审美标准。似乎这一切的重点就是为了震惊观者，而无视经典摄影艺术人文关怀的本质。

南非摄影师Jodi Bieber拍摄的《阿富汗割鼻少女》获荷赛年度图片

    今年的年度照片是一名被丈夫施以酷刑的阿富汗少女，象征着典型的暴力与虐待景象。在视觉形式方面，这更像是法庭上的罪证资料片。我很想知道摄影师是否问过那位不幸的受害者，拍下那么多被虐待的照片能给她带来什么。阿富汗离阿姆斯特丹很远，但这名妇女也是人，也是这个星球上的居民。对这个社会以及任何人群，我们都应该承担作为人类最起码的伦理道德责任。

    从大赛结果中挑选出来的获奖作品，被世界新闻摄影协会刊登在一份精美的期刊中，并以年度照片作为封面。如果换成我，我宁愿选择Kazimir Malevich的黑色广场那幅作品——一幅20世纪极简主义摄影的典范之作。不是作为艺术品，而是因其对时代精神的展示，象征着现代新闻摄影的人文主义关怀理念的退化。

    当然，我也喜欢那些深刻反映社会现状的摄影作品——你可以看看我的许多作品，但任何手段都有其局限性，尤其是站在揭示人类痛楚这个高度上。

    在获奖作品中许多其实根本经不起推敲。其共同点就是千篇一律的影像形式，大多数都是无意识的假天真和原始主义，没有开头没有结尾，缺少主题与来龙去脉，只是靠着来自远离21世纪现代文明的第三世界的异域风情支撑着。许多作品只有学生习作的水准，尤其是在肖像类与体育摄影系列里，相比体育的竞技性和美丽，那些照片更像是在描绘犯罪场面。经典的文化艺术被华而不实的妖魔化，被异域情调和度假摄影所取代。

    不过，在自然与环境系列中还是有一些精彩的作品的——除了那个漏油特写的系列作品，就像是一堆为圣诞节装饰用的墙纸一样。不加思考的机械式拍摄简直是侮辱了当代摄影文化。

    我很喜欢自然系列中国家地理杂志拍摄的那幅天鹅作品。无论在形式和构图上都堪称精美，充满人文关怀和爱意。 我还喜欢另外两幅社会类的作品，分别是Darcy Padilla的“朱莉”（The Julie Project 1993-2010）和Mads Nissen的“维多利亚的名字”（Name of Victoria）。这才是真正的新闻摄影，有着丰富的主题，折射了人性和他们的困扰与问题。

    每年夏天，我都会参观莫斯科的世界新闻摄影展览，带着孩子、朋友和亲人、学生以及来自孤儿院的孩子们，让他们观看那些展示战争与和平、欢乐与痛苦的作品。但今年，我还要先考虑考虑去不去呢。

    关于作者： Vladimir Vyatkin是一位著名的摄影师，在国际摄影展览和大赛的奖项多达到160多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