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学教授彭晓辉：消解“性盲”社会

 彭晓辉认为，假设人只能学一门学科，那唯一要学的就是性学。“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会让4亿人幸福”……十年前不敢说的话，现在张口就来；而还有一些话，他要等到十年后再说。

    记者 宋涛 武汉报道

    连续两个晚上，57岁的彭晓辉都熬到了凌晨。同为性教育专家的方刚找到他和李银河，联合起草了一份《对反性侵联署的回应》，呼吁推进全面的学校性教育，反对单纯强调“预防性侵犯”。

    “反性骚扰是坚决的，关键是怎么反，”身为国内唯一的人类性学研究方向的硕士生导师，彭晓辉已经在华中师范大学执教了20多年。他曾被调侃为“性教授”、“递套教授”，如今，他的选修课靠“抢”才能选上：“不选《性科学概论》，等于白上华师”。

    谈“性”课堂

    9月11日早上，面对满课室的学生，彭晓辉打趣说：“我们男生都喜欢看裸体图片。”教室里爆出一片笑声，“但是学习性学，有了一定的性素养，会升华到对生命的一种赞美”，又是一阵笑声。这是《性学概论》的第二讲，他仍会强调性学的重要性，调侃在座的各位对他这门课“趋之若鹜”。

    “既然人人有追求性愉悦的权利，那老师是不是支持黄色产业？他们就是以性愉悦为目的，而不是生殖。”在彭晓辉抛出“性愉悦”的概念时，一个坐在前排的女生大胆提问。

    “性愉悦本身是没有道德分析值的，”彭晓辉说，“我刚才还有一些限定的词，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和什么人、以怎样的形式，这才具有了道德判断可能。”提问的女生顿时不好意思地捂了一下脸，刚才她显然忘了一些东西。

    9月的武汉，天气依然有点热，彭晓辉讲一会儿课，白衬衫就湿了大半。他把三个班的课集中在周四一天，同样的内容从早讲到晚。为了不至于枯燥，每节课都有大量的即兴发挥，像是他个人的一场演讲。

    “凭借我高度的负责精神、扎实的专业功底和良好的服务态度，这半个学期的课绝对不会让你们白上！”这是网上流传的，他曾经强悍的开场白。

    “每个人从生下来就开始接受性教育了，只不过那种性教育是随机的、不规范的，不科学甚至伪科学的。我现在就要洗掉他们原来接受的一切谬论。”

    1992年，彭晓辉还是华中师范大学生物系的讲师，开了一门专业选修课《性生物学》。三年后，把它推广到全校，融入了性社会学、性心理学，改名为《性科学概论》。作为公选课，面向全校学生开放。

    “我记得当时凑够15个学生就可以开课了，”即便这样，他还有些担心，私下给学生干部打招呼，让他们动员学生选修。第一学期来了40人，此后，口碑相传，以至于他曾经带过一个超过250人的班级。

    后来，教务处进行规范，任何班级不能超过100人。选够人数后，电脑选课程序系统自动关闭。一些学生甚至通过找关系，直接到教务处老师那里进行选课。

    近20年来，彭晓辉课堂上的学生从70后变成80后，再变成现在的90后。他见证了大家“开放程度”上的细节变化。90年代，学生常常赶在别人之前拿走自己的选课单子，生怕被人看见。在给彭晓辉的信中，一个学生写到，室友得知他选的课程后，仍故意问他，你选了什么课啊？“我选的科学概论”—他把“性”字拿掉了，遭来大家一阵哄笑。

    到了80后，迟到的学生仍然不敢从前门进来，即便后门关了，他也要在那里使劲敲。“进来后悄悄躲在后面，怕别人看见。”

    “现在的90后完全没有障碍了，一些人带着自己的恋人来听课。”还有情侣同时选修，但不在一个班，要求调到一起。“我都满足他们的要求。”

    选择冷门

    自称因对“性”感兴趣而走上学术道路的彭晓辉，青春期时却是一个很单纯的人。

    初二那年，彭晓辉跟随母亲下放到农村。当地土话有个禁忌，就是不能说“搞”字。他是班上的劳动委员，在安排任务时，对某女同学说：“你去搞下卫生吧。”

    不料，这位女同学非常生气，骂他流氓，告到了班主任那里。班主任找彭晓辉谈话，同样难以启齿，在黑板上写下那个字，告诉他，这是当地的语言禁忌，是流氓话。回去后问母亲，他大概明白，这与男女之事有关。

    1977年恢复高考，彭晓辉考入一家医学院，学了医学。在一次课堂上，他留意到老师讲生殖器官的时候，用了两种表述，一会儿说“生殖器官”，一会说“性器官”，指代的却是同一个东西。他就问老师，为什么要变换说法，两者有什么区别。“没区别。”老师说。

    “既然没区别，为什么要有两个说法呢？”老师也被问住了，说课后查清楚了再告诉他。但是后来老师并没有查到任何资料。彭晓辉当然也没查到，“那时候与性学相关的书籍匮乏”。但这却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从此开始搜罗此类书籍阅读。

    彭晓辉没有具体的“性学”导师，他自我研修相关的课程和文献，参加学术活动，在内国外参加性学有关的继续教育和培训。1997年到1999年，他参加硕士研究生班，研究的课题依旧是传统的“动物行为学”。

    1998年，已经颇有研究成果的彭晓辉，经华师生命科学学院学术委员会审核批准，获得了性学研究方向硕士生导师资格。但直到2000年，他才招到了第一个研究生。“此后十年内，彭晓辉仅仅招到10个研究生。这是他能预料到的，毕竟“性”长期是这个国家的禁忌话题，很多人并不能完全理解这个专业。甚至有亲戚当面对他说，“做点别的不好？为什么要做这个专业？”

    “大家都去挤热点学科，你脱颖而出的机会就相对有限。如果冷门跟你的兴趣吻合，那么祝贺你，你一定会成功”，彭晓辉说了一番自己的学术感悟。

    为了普及自己的“冷门专业”，他试图努力过。2003年，正值大学重组合并，彭晓辉与一位美籍华裔性学家阮芳赋不谋而合，调侃说，“要趁机混进革命队伍”。两人从武汉大学到南昌大学，再到苏州大学，游说了8所学校，希望他们在大陆首开性学专业。

    “懂行的社会学家、心理学家都赞成，”在苏州大学，他们好不容易碰到一个身为心理学家的副校长，副校长非常支持，让彭晓辉回去写了一万字的论证报告，然后分发给了其他的校领导。

    不久，副校长反馈过来消息：“我们的校长太保守太封建，你说总得有人先吃螃蟹，他们说，这个螃蟹，我们不吃，让别人先吃。”

    包括彭所在的华师，同样是失败。“我最初寄希望于武汉大学，因为湖北地区只有武大可以不经过教育部批准，独立成立专业、院系。”彭晓辉叹了口气，像壮志未酬，“人家不让你钻这个空子。”

    他感慨，未来十几年内，这个专业领域想出来一个大的成就者，恐怕不太可能。

“常识辅导”

    在国内建立专业未果，彭晓辉只得回归本校的“性文化建设”。他称自己的课为“一个可以伴随你一生、让你受益一生，甚至可以惠及你下一代的课程”，每当他在开课时这样讲，都能引起一阵笑声，学生以为他是幽默。

    而彭晓辉却在学期末的结业论文中找到了例证，那里总有让他眼前一亮的观点，抑或是无比欣慰的故事。

    “彭老师，请您一定读读我的文章。”13年前，一个平时很少说话的女生，泪汪汪看着彭晓辉，把自己的论文交到他手里。

    文章中，她详细描述了自己童年的“性经历”—与小男孩脱裤子、查看，甚至相互抚摸的性游戏。小时候，她并没有在意，也不懂为什么会这么做。直到青春期，她告诉了闺密，闺密“很是吃惊”，觉得她“被害了”，“不纯洁了”。

    她把这个心理包袱一直背到了彭晓辉的课堂。直到完成她的论文，最后一句话是：“您的课解放了我。”

    “儿童性游戏、性好奇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彭晓辉说。这是他课堂上的内容。

    还有一个女生，私下告诉彭晓辉，她想变性。彭晓辉分析了她的童年经历，父母出外打工，把她送到乡下爷爷奶奶那里，在和男孩子的摸爬滚打中长大。

    大多数学者认为，易性癖只要符合了一定的标准，就可以改变性别。彭晓辉不以为然，他告诉这位女生，人有三个性别：生理性别、心理性别、社会性别。大多数人这三个性别一致，但是也会有不一致的情况。易性癖不一定非得做生物性别的改变—生物性别迎合心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需求，这反而是社会压迫他做的，而不是他本意要做的。

    彭晓辉试图通过“常识的辅导”让她淡化易性的心理欲求。“起初她不接受。我又给她解释其实这也是一个符号的问题，如果最初把你这种生物性别不叫女人，叫男人会怎样？你只要认定自己是男人，穿男孩子的衣服没有问题。你的生物学状态是健康的。”

    彭晓辉认为，再好的外科变性手术，本质上也是把健康的状态变成不健康状态，是对健康的一种损毁。最终，这个“女生”妥协了一段时间，又提出“只改部分”。“她说她讨厌乳房，要把它切掉，因为晃晃悠悠的”。

    “那你可以穿紧身衣。”彭晓辉再次支招。冬天还好，到了夏天，她开始起痱子。“我心想，恰好让她再下一个台阶。”结果，这个“女生”再也不穿紧身衣了，听之任之了。

    异性交往恐惧症、大学生同居、同性恋……学生抛来各种问题，彭晓辉逐渐成了他们的兼职“性知识辅导员”和“性心理咨询师”。也有社会人士在微博上，问他诸如性技巧、乃至乱伦等极端问题，“再极端都没有超出过我的专业范围”。而对于“手淫有没有害处”这种低级常识，他有空了，通常只回复几个字，“请翻看我的微博”。

    2000年10月份，在课程的影响下，彭晓辉的一个学生向学生会申请成立了“性科学协会”，成为全国第一个“涉性”的大学生心理学社团。

    2006年，彭晓辉首先在华中师大执导了话剧《阴道独白》，并向市民公演三场，此后该剧成了“大学生性科学协会”每年5月份的保留项目。“这比网上流传的那个北外的话剧早多了。我们学校的学生不张扬，他就自己干自己的事情。”彭晓辉眼中的华师，至少在性文化方面要好于全国绝大多数学校。

    “性盲”社会

    彭晓辉并不是没有争议，他也曾被骂得很惨。

    “现阶段中国99%的成年人都是性盲。”2011年，面对媒体，彭晓辉抛出这样的观点。在他看来，没有接受过系统、规范和科学的性教育，就是“性盲”。

    而这个“性盲”社会让他发表一些观点时格外小心。2011年的5月10日，在南京师范大学一场讲座中，彭晓辉提到瑞典的母亲会为青春期的女儿准备避孕套，“有一方面的原因是在面临性侵犯的时候，能及时递上避孕套，那是保护女性免受艾滋病等性传播疾病的最后一道屏障。”

    媒体的报道中，他陈述别人做法的话被移植成了他自己的观点—“彭晓辉：遭遇性侵犯女性应主动递上避孕套”。网络上的骂声铺天盖地，为此他被迫开通了微博，放上视频原话，彭晓辉苦笑道“危机公关搞了一个多星期”。

    彭晓辉认为，假设人只能学一门学科，那唯一要学的就是性学。“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会让4亿人幸福”……十年前不敢说的话，现在张口就来；而还有一些话，他要等到十年后再说。“比如聚众淫乱罪，这个罪名其实是不恰当的，但因为存在这个法律，我还是倡导大家遵守。比如换偶，是在夫妻或情侣知情，又私密的情况下，用刑法处罚同样是公权力走得太远。”

    还有三年就要退休了，彭晓辉最担心的是，自己一旦离开讲台，人类性学这个方向就没人带研究生了，“后继无人”。2002年，去瑞典交流性学的时候，他曾经和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学生交流，“他们在讨论酷儿理论（一种关于性少数的性与性别的理论），而我们的大学生还在普及性知识，这个差距太大了。”

    他暂时给自己想了一个退休后可以忙活的事情。今年毕业的研究生童立刚刚成立了工作室，彭晓辉答应做他的首席专家。“如果能成立一个性学研究所更好，用企业的经营模式去推动性学研究”。“我身体还行。”彭晓辉调侃，之前20年做理论性学，接下来再做20年应用性学嘛。

    他指导童立做的硕士论文是“性用品研究”，这在华人地区还是首次以学术的视角去研究性用品，有厂商送了彭晓辉一箱。“我正在试用，你光停留在理论上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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