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胡适的异中之同

一些人习惯于将鲁迅与胡适看作死敌，在他们看来，鲁迅是属于左翼的，而胡适则顽固地坚持依附某某集团，彼此“道不同，不相与谋”。其实，这样的看法是非常狭隘的。

无须讳言，鲁迅与胡适不怎么和谐。鲁迅的杂文经常有讽刺胡适的字句，连“我的朋友胡适之”这句别人说的话也曾被鲁迅拿来说事。他们一个读的是矿路学堂之类的改良型学校，即使留学也进的是仙台医学专科学校这样的偏于技术的学校；一个入的是新式学堂，留学时研究的是人文学科之祖——哲学。一个基本上与官方“老死不相往来”，甚至上过特务们的暗杀名单；一个虽然有自己独立的政治见解，经常给带头大哥提意见，但始终跟官方保持良好的关系。一个不时宣称要青年人不读中国书，但其思想意识却渗透着传统文化；一个思想高度西化，有中国自由主义始祖之称。有个段子颇能说明两人的后期关系。20世纪30年代初，鲁迅赴北平省亲，应邀到一些大学演讲。某次，两人相遇了。胡适开玩笑说：“你又卷土重来了。”鲁迅回答：“我马上就卷土重去，绝不抢你的饭碗。”胡适尴尬地说：“还是老脾气呵！”鲁迅回答：“这叫至死不变！”

然而，有一点我们没有想到，鲁迅与胡适曾经关系非常密切，他们一起曾参与《新青年》的编辑会议，胡适想出版《尝试集》，也曾让鲁迅替他删减诗作。就算是后期两人暂行暂远，他们在做人处事上依然有许多相同的地方。

鲁迅与胡适都是富有亲和力的人。鲁迅有“青年导师”之称，在文学上尽力托举一些有潜力的年轻作家，他不止一次地或者在书信中鼓励这些人，甚至替他们荐稿、作序。肖军、肖红、柔石、殷夫、白薇、叶紫、巴金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得到过他的帮助。要知道，当时的鲁迅在文坛的地位如日中天，约稿很多，他能抽出时间替青年作家做这些事，足见其为人的热心。胡适呢，交往的人自然更多了，有中国的，有外国的，有官员，有学者，也有年轻学生，当时民国学界有点声望的人物，比如梅贻琦、蒋梦麟、傅斯年、陈寅恪、翁文灏、丁文江等等，几乎都是他的朋友。有人甚至这样说，胡适的《中国白话文学史》、《中国哲学史》之所以有上卷无下卷，就是因为他花在应酬上的时间太多。正因为胡适富有亲和力，在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我的朋友胡适之”成了一些人的口头禅。

鲁迅与胡适都是将钱财看得很轻的人。鲁迅初次见到从沦陷区来的肖军、肖红，发现他们非常贫困，立即送给他20块银洋（当时的银元购买力惊人，一块大洋可买两担米，一个保姆的月薪才三四块钱，20银元决非小数目）。鲁迅的朋友陶元庆因病早逝，家中贫困，无钱安葬，鲁迅一次就捐助了300块大洋，托许钦文在陶元庆喜欢的西湖旁买了三分地造墓，并将其题名为《元庆园》，种上花卉与柏树，以示纪念。鲁迅每年夏天还要购买些茶叶，放到内山完造的书店，让内山完造烧茶摆在店子门口，供人力车夫与流浪者免费饮用。胡适对他人也同样经常慷慨解囊。陈之藩想去美国留学，没有学费，胡适立即资助其400大洋，让其圆了留学梦，陈之藩后来成为一位著名的学者与散文家。林语堂早年想去美国留学，但清华大学只给了他半个名额，胡适以林语堂学成之后任教北京大学为条件，以北京大学官方的名义资助林语堂的学业，林语堂学成回国后，才知道这些钱是胡适私人出的，胡适提出的所谓“条件”不过是想让林语堂心安理得接受资助而已。类似的事，胡适一生不知干过多少。

作为深受家国天下文化熏陶的中国人，鲁迅与胡适都具有极其强烈的民族气节。日本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后，鲁迅经常写文章批判当局的“软骨头”行为，强烈要求执政者进行有效反抗。胡适呢，为了救国救种，放弃当初不做政府官员的初衷，出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在美国期间，他一边通过各种方式与美国上流社会保持密切的联系，将美国总统都发展成了自己的好朋友；另一方面四处演说，呼吁美国放弃心中的小九九全力支持中国抗战。美国后来出动飞虎队援华，固然有宋美龄的因素，却也与胡适当年的铺垫不无关系。

说到这里，我必须指出一个史实：民国文人的论争跟现在有很大的区别。如今一些人似乎只能受表扬，不能被批评，你一批评我，就是我的敌人，而民国时期的文人可以昨天在报纸上互相批评，今天坐在一起喝酒聊天。就像胡适与鲁迅，两人互不买帐多年，彼此到了一起，不是依然开玩笑吗？

鲁迅与胡适异的只是性情，同的却是最本质的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