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延康摄影作品展—藏传佛教

　　就在杨延康获得首届“沙飞摄影奖”的“创作奖”之后，我陪杨延康去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给同学做讲座。我记得当时的场面，杨延康的图片在银幕上出现时，学生的反应是颇为热烈的，尤其当中那些以苦难为主题的作品，引起了同学们的兴趣。在提问时，杨延康谈到了对苦难的偏好。在他看来，苦难的意义无疑和信仰密切相关。或者说，正是因为苦难的普遍存在，信仰才具有了永恒的价值。同学们也许不一定能完全理解到杨延康的意思，但是，这些80后的新一代人，当他们果然有机会从自我优越的环境中目睹现实的苦难时，当他们开始通过苦难意识到信仰的意义时，我想杨延康的工作也就找到了一个归宿，那就是通过苦难去升华人生。
　　杨延康进入摄影，本身就是一个传奇。当然，我不愿意把他成功的故事描述为一个尽人皆知的通俗版本。在我看来，支撑着杨延康持续工作的是一种来自内心深处的信念，就像他自己反复述说的那样，一种对苦难的特殊“僻好”，一种希望通过对苦难的直视与摄取，来进入人性的深处，从而建构属于每一个个体，尤其是那些长年生活在不幸与苦难当中的个体的尊严。正是这一长远目标，驱使他从一个苦难走到另一个苦难：麻疯病人、流浪群体、陕西天主教，和现在整个藏区的底层生存状态。
　　我虽然认识杨延康时间很长，但从来没有和他聊过从事摄影的动机。在我看来，我似乎觉得不需要和他交流这一类的信息。他的几大类别的作品和长期的工作已经告诉我，他工作的理由与基点是什么。
　　杨延康一拿起相机就自觉加入到纪实的队伍，这说明他没有什么“唯美”的负担。对他来说，寻找一种纯粹的影像感可能更重要。他希望镜头有一种穿透力，而这种穿透力显然来自对象，而不是来自个人的幻想。所以，杨延康一开始就对底层感兴趣。但是，直到某一天，他和几个朋友来到广东沿海的麻疯村，我想他才找到了真正的感觉。他所目睹的对象告诉他，什么叫生存，什么叫生命，什么叫忍耐。显然，是现实的力量而不是别的什么，让杨延康的镜头变得尖锐了，让他的影像与尊严有了深度的对应。
　　重要的是，不幸本身通过杨延康的镜头走向了终极，那就是信仰。人们的尊严是靠信仰来建立的，否则很难想象他们能战胜生命的脆弱。人们之所以没有被击垮，就是因为他们通过信仰获得了永恒的力量，使他们能够抛弃苦难而达到平静。这种力量，杨延康在西北贫穷的农村看到了，他用工作来告诉世人，他所看到的现实，对个人心灵究竟产生了怎样的震撼。然后，他继续深入到这令人震撼的现实中。这一回他走向更为遥远也更为精神性的家园所在，那就是西藏。他继续在那儿寻找心灵的体验，寻找尊严，寻找信仰。
　　每天不知有多少人进藏拍照。西藏奇异的自然和族群，可能是全世界热爱摄影的人们的重要对象，这表明西藏已经成为世界上生产异国情调精神乐团的“幻觉图像”的原生地。结果是，真实的西藏消失了，真实的西藏人的普通生活，他们的苦难，他们的欢乐，还有他们真正的尊严给改写了。西藏越是吸引人，真实的西藏就离开人们的视线越远。这是一个奇特的案例，也是吸引杨延康以及和他一样拥有坚定信仰的人们的根本原因。对杨延康而言，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扎实工作，还原一个真实的西藏，一个让人无法回避的、同时有着铁一样尊严的西藏。
这让我不期然地想起首届“沙飞摄影奖”对杨延康获奖理由的陈述，那段陈述对人们理解杨延康的作品及其背后的价值是有帮助的，也相当精彩地概括了杨延康工作的全部意义。
　　我明白，其实我们无须对杨延康的影像说太多的话。我相信，人们完全可以从他的影像中发现比语言更重要的内容。一旦人们认识到杨延康在视觉与信仰之间的转换时，他们一定会和我一样，发现许多评价会变得多余。除了体验，我们真的无须再说什么。因为，面对信仰，面对由信仰而产生的视觉体验，本身无法用语言来表述。这时，所有人都会同意，只有作品才是最可靠的载体，让信仰在其中闪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