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些年回流的海外文物看,大约是这些通道出境的:历朝历代的中外贸易、世界各国的来样定货、政府机构的往来礼品、来华人士归去所携纪念品、人口迁徙产生的文物与艺术品移动、政府允许或没有明令禁止销售的历代文物、中外勾结合作的走私文物与艺术品、以文明方式甚至是慈善方式骗取的文物与艺术品、以其它各种方式盗取的文物与艺术品、入侵者作为战利品的文物与艺术品等十类。如此看来,前六种方式出境的文物与艺术品是合法的,其收藏者理应得到中华民族的尊敬。是这些善良而又智慧的人们为中华民族保存了一份凝固的血脉,为人类文明保存了一份异样的神灵。对于后四种方式出境的文物与艺术品,无论何时,无论何人,都应当认清这个事实,如果我们花钱买了这些文物与艺术品,不仅有为虎作伥之嫌,而且让自己的投入失去法律的保障与道德的支持。同时,我们还应当算一笔账,据有关机构统计,在世界各国博物馆中,存留有167万余件中华文物与艺术品。因为各国博物馆的体制不同,其中的相当部分是可以进入市场的,所以,中国再高速发展,中国人再怎么有钱,都不可能把流失在海外的文物与艺术品都通过市场的方式、尤其是拍卖的方式买回来。这几年,从日本回流了一些比较重要的文物与艺术品,大都成为了中国文物与艺术品市场的标志性物品,以天价方式出现,照此推理,我们还真没有这个实力完成我们自己的宏愿——让海外“游子”回归故土。当我们的爱国热情为海外商人识为加价筹码时,我们委实需要在热情之余加一份理智:不能让我们的一腔热情被人轻易地兑换成一本万利。
面对这些回流文物,我们应当保持一份矜持,斗智不斗气。我们没有那么多钱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交学费,我们也没有那么多钱可以交给国际古董商导演他们谋划的连台好戏,我们也没有那么多钱可以把那些我们的博物馆里并不缺乏、甚至有些富余的文物都买回来堆在仓库里,要知道,我们的仓库里还有不少东西等着国家拨款、民间资助来整理、修复、研究、展览和出版。
其实,我们的许多文物与艺术品在国外博物馆里并没有受到多少委屈,凡属中华民族经典性的东西都被待为上宾,而在仓库里坐冷板凳的,除极少数是因为展览需求不大而闲置外,绝大多数文物与艺术品本身的品质本属一般。因此,我们没有必要意气用事,而要以有理有利有力的方式,既保持我们的尊严,又体现出应有的睿智。我们可以改变一下思路,当国际古董商利用我们澎湃的爱国热情而肆意抬高中华文物与艺术品的市场价位时,我们可以避其锋芒,一方面,我们可以集中资金,或者引导民间资金,以多种方式收购流失海外的那些文物重器和有影响艺术家的代表作;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利用国际通用的方式,来收藏世界各国有代表性的文物与艺术品。中华民族的宏伟大厦一定要建立在自己的浑厚历史基础上,也一定要建立在人类的广阔人文环境中。
由此,我们关于海外文物与艺术品回流的思路是不是要开阔一些、清晰一些、主动一些、硬朗一些,套用古诗而谓:君问归期未有期,神州有雨涨天池;何妨共剪西窗烛,自幸人间共吉时。
瞎买画不如去做慈善
我看过很多老板收藏的作品,花了不少钱,却大多乏善可陈。老板钱再多,也是辛辛苦苦赚来的,在没有吃准收藏这潭水有多深的情势下,花了冤枉钱买来一堆有时就是废纸的所谓收藏,真有点帮他心疼钱。这种收藏还不如不收。老板钱多,社会需要帮助的人也多,还不如行行善。
一位身家过亿的老板请我欣赏他的藏品,当代耳熟能详的南北名家他都有,几乎一人一张。我问他,你自己喜欢哪种类型的画?他说不知道,名家总归是好的。我说你喜欢名家没错,但为什么没有黄宾虹、齐白石?你还完全有实力去收沈周、文征明,但你没有。那天亿万富翁有点不快,说明我的话对他有所触动。
收藏并不同于房产开发、产品定位等过分商业化的内容。许多社会化的操作可能与收藏本身不沾边。老板深谙运作之道,自然过分注重名头及收藏数量,却不知艺术价值的重要性。拍卖行热炒的作品不一定是好作品,当代所谓名家的作品也有待历史的检验,宣传过度的中青年画家有的作品还不成熟,这些画家作品之外的附加值高于艺术价值,对于藏家来说就存在较大的风险。附加值越高,风险越大。
真正的收藏家有如真正的艺术家,有着自己的趋向与趣味。老板收藏家大多瞄准了收藏市场的广阔“钱”途,也不乏附庸风雅、标榜身价的倾向,而并非真正的藏家。有实力但无水平是老板收藏家的通病。有些老板过于自负,看了两三年画就以为什么都懂了。那位老板对我推崇黄宾虹与关良的作品很是疑惑,忍不住发问:“关良到底好在哪里?我怎么认为范曾比关良画得有气势?”关良的画好不是一句两句话就能说出来的,关良的画需要有相当艺术素养的人才能读懂。我只能说,你再看十年画就知道关良好在哪里了。
陷入收藏误区的老板不胜枚举,但我仍然以为老板用余钱收画总比玩其他东西好。艺术市场如果没有老板的热情参与就不会这么兴旺,老板收藏家需要提高的是参与的素质与理性,而不是过度热情瞎收藏,瞎收藏还不如去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