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30年，北京美术一派春意盎然

丰碑（国画）188厘米×194厘米 田黎明

    中国美术和中国社会的发展一样，在改革开放最初的年代里有着迂回曲折的历程。在“靡靡之音”“蛤蟆镜”“喇叭裤”“裸体”“邓丽君”“毕加索”“形式主义”“自我表现”“现代派”“精神污染”“官办展览”都还成为问题的时代，思想的解放无疑会影响到美术创作的各个方面。

    春潮涌动：思想的解放

    改革开放初期，许多美术家在复苏的涌动下，纷纷成立各种形式的画会组织，这些画会通过展览和活动，表现出了改革开放以来北京画坛的勃勃生机。发生于1979年9月在中国美术馆东侧栅栏上展出的“星星美展”事件，成为一直影响当今的挑战体制的先锋。所幸的是，经历过“文革”的那些一直受到压制、但如今执掌权力的美术界领导，给予了这些年轻艺术家以空前的宽容，不仅没有扑灭“文革”之后刚刚萌发的现代艺术的“星星”之火，反而对11月23日移展于美协北京分会的重要活动场所——北海公园“画舫斋”的结果，表现出了深度的理解。

    北京从1978年以来作为思想解放运动中新思想的策源地，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影响下，对于过去在政治影响下的艺术思想进行了系列的反思和重新认识。1979年，吴冠中在《美术》发表了《绘画的形式美》，引发了关于“形式美”问题的讨论，而首都机场壁画引起的关于人体艺术的讨论，也连接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体艺术讨论的余脉，同样成为思想解放的一个重要信号。

    思想的解放就是多元化诉求的萌芽。因为大门打开之后，各种各样的艺术思潮让人们眼花缭乱，刺激了人们反思的神经，接受和排斥，顺应和引导，都集中表现在1985年这个后来被称为“八五思潮”的历史记忆之中。

    春雨滋润：画家的新生

    因为1949年新政权的首都落户于北京，这里就集聚了曾经是国统区和解放区的美术界精英，经过“反右”、“文革”和拨乱反正，枯木逢春的北京美术界依然有着庞大的名家队伍。1981年，美协北京分会拥有会员1221人，其中在京的中国美协会员791人。1985年在京的中国美协会员增至850人，北京分会会员也达到了714人。这两股力量都推动了改革开放后北京美术的发展。

    作为北京美术创作专业队的北京画院，在1981年聘请了一批德高望重的著名画家为院外画师，壮大了自己的力量。而1980年在文化部原中国画创作组的基础上成立的中国画研究院筹备组（1981年11月正式成立），则为北京地区中国画的发展增添了一个新的平台。1980年，北京画家在“第五届全国美展”中获得丰收，周思聪的《人民和总理》被评为一等奖；高虹、何孔德的《军委全会》，乔十光的《泼水节》获得二等奖；王路的《长江三峡》，杜健、高亚光、苏高礼的《不可磨灭的记忆》，闻立鹏的《红烛颂》，李苦禅的《盛夏图》获得三等奖。因为北京美协在第五届全国美展中获得了18块奖牌，为此，中国美协特向美协北京分会筹委会颁发了奖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