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工笔画复兴:艺术当代性的代言者

    近期，本报集中刊发了探讨中国美术“走出去”得失与策略的文章，而传统艺术形式如何“走出去”，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难题。当代性转换或许是破解这道题的关键。拥有千年历史的工笔画几经沉浮后，在最近20多年重新获得了生机，而这种传统的绘画方式如何具有当代性，并成为全球化时代可以“走出去”的艺术样式，值得深入探讨。

    宋元以后，中国画走上了一条“非绘画化”的道路，其表现为用书法的、哲学的、文学的、趣味的追求消解了中国绘画的语言本体。这样的趋势，伴随了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落过程。在这样的趋势下，具有“绘画性”的工笔画就一直被边缘化。

    工笔画的复兴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在当时，工笔画与新文人画以回归本土文化的姿态，反拨着“新潮美术”。虽然工笔画与新文人画采取了不同的文化策略，但它们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回归传统的艺术思潮中的两种实践形式。而历史的复杂性却体现在，在当时，站在这一思潮潮头的是新文人画；而今天，真正获得发展的却是当代工笔。也许，新文人画亦如它的率简，其来也快，其去也快；当代工笔亦如它的工细，其形成也缓，其持续也长。而它们之间的本质区别其实在于，与新文人画不同，当代工笔以正面的、建设的、积极的姿态介入到当代文化之中，它是当今这样一个民族昌盛时代阳光的、向上的、健康的文化心态的艺术呈现。

    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后，新文人画的热潮便渐渐退去，而当代工笔则渐趋繁盛直到如今。在中国当代美术的所有体裁中，大概只有工笔的兴起、繁盛与当代中国的崛起、强大的时间完全重合。我们决不能忽略这一历史“巧合”！因为，这一“巧合”已经决定并正在决定着，什么样的艺术才真正体现了中国艺术的“当代性”，进而，它也即将决定着，什么样的艺术才是真正合法的中国“当代艺术”。

    我们现在所使用的“当代艺术”是一个被动接受的概念，我们所谓的“当代艺术”实际上是被西方“当代”了的一种艺术形态。

    “当代”的拉丁文词根是“时间”之义，当它与某一词结合在一起，便使那个词具有了与那一事件的同时代性，从而也表明着事件与时代的密切结构关系，即某一事件被结构在当时的历史文化之中，它被这一文化塑造，同时它又对这个文化产生影响。这一事件在与其同时代文化关系中的结构属性，也便是“当代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个国家都有生成于自己的当代文化中的“当代艺术”，即：反映着当代文化的时代进程，体现着当代文化的时代精神，适应着当代的视觉审美，贯穿着当代的思维与意识，凝聚着当代的感受与情感的艺术创造形式。

    而在国际文化竞争中，“当代艺术”合法性的界定，又是一个不同国家间的文化角力过程。不得不承认的是，在以往的这种文化角力过程中，我们一直是在按照西方的砝码而调整着自身当代性的量与质，从而，我们的“当代艺术”也就不是直接与自己的当代现实来对接，而是续写着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装置、观念、影像等形态的西方艺术史。在架上绘画样态的“当代艺术”中，也就是以油画的形式，通过政治波普、玩世现实主义等来为西方一些国家的意识形态做注脚，因此，这样的“当代艺术”就主要以点子或想法的新奇怪异来取胜。

    当代工笔与它们不同。当代工笔在注重精神创造的同时，更是关注语言本体的，它是让中国画重新具有“绘画性”的，它是积极建构中国绘画的当代形态的。如果说文人画，是用对于“形似”的摈弃而消解了中国画的造型价值，用“画道之中，水墨最为上”消解了中国画的色彩价值，用“无法”消解了中国画的技巧价值，用对“道－器”关系中“器”的贬低而消解了中国画的材质价值，从而它最终将中国画的“绘画性”消解殆尽，那么，当代工笔则以强烈的色彩意识、制作意识、形式意识、媒材意识及技巧意识，以及相应的艺术实践，来重新建构起中国画的“绘画性”。

    中国艺术的当代性不应该是为了满足西方的想象而塑造出的，而应该是中国当代文化自身独特性的直接呈现。“消极的”、“批判的”、“颓废的”等等，只是我们被动接受的中国“当代艺术”的“当代性”。而当我们真正地回到中国当代现实，回到我们自身的文化逻辑与艺术逻辑的合理进程中来考察，就可发现，积极、正面的建设性，可能才是中国当代自身文化语境下的“当代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具有正面建设性的当代工笔最有资格担当这一“当代性”的艺术代言者。

    自宋代以来工笔画的边缘化，根本上不是出于艺术本体的原因，而是出于社会文化的原因；当代工笔的复兴，也同样主要是根源于社会文化原因，因为，我们迎来了如同盛唐一样的民族文化繁盛时期。在这样一个昂扬、向上的文化气候下，当代中国绘画必将迎来一个以阳光、健康、积极为主色调的“工笔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