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42年前去世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战士,成为了炫耀性消费的典范,他的标志性头像成为“波普形象”和“版画图章”,并被人们长久怀念。
1月1日,古巴圣地亚哥举行活动庆祝古巴革命胜利50周年,年迈的菲德尔·卡斯特罗没有出现,他应该会记得,1959年的哈瓦那革命广场上切·格瓦拉爽朗的笑声。半个世纪以来,这个名字成为年轻自由的灵魂追捧的对象。
1959年,在地球另一端,美丽的芭比娃娃诞生了,她是女孩成长途中的伴侣,20世纪物质生活的柔软代表。50年以来,格瓦拉和芭比娃娃,两个性别、性质都对立的形象,成为全球消费文化中最流行的两个符号。
消费文化的流行符号
一部由斯蒂文·索德博格导演的片长4小时的史诗电影以格瓦拉作为主角,电影分成上下两部分,上部《切·格瓦拉:阿根廷》为配合古巴革命的周年纪念定在1月1日正式发行,故事讲述了格瓦拉作为卡斯特罗的副指挥,在阿根廷进行共产主义武装斗争的故事。
这部电影无疑将会掀起又一股格瓦拉的风潮,40年来,他的肖像早已风靡全球,出现在数以百万计的T恤、海报、马克杯上。巴西超模吉赛尔·邦辰几年前穿过一件“切”比基尼,英国名模伊丽莎白·赫莉则拥有一款绣着格瓦拉肖像的路易·威登手提包,琳赛·罗翰则在迪斯尼电影《高校天后》中穿着一件格瓦拉的T恤。
一个42年前去世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战士,成为了炫耀性消费的典范,性感女郎钟爱的符号。然而,罗翰、赫莉、邦辰,以及在墙上贴格瓦拉海报的学生对于这个鼻孔微张、长发蓬乱、贝雷帽上有颗星星、双眼饱含激情的男人又了解多少。
我们始终迷恋那个时代
格瓦拉遇上了一个好时机,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的设计史学家大卫·克罗利声称。“直到1960年代,革命形象在西方社会还不怎么起眼,”他说,“但古巴革命好像是一支兴奋剂。格瓦拉的形象的出现正赶上了这股热潮,对西方的激进人士来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没有人会把勃列日涅夫的形象放在自己的T恤上——但格瓦拉与众不同。格瓦拉已经风靡全球,但是有多少把他胡子拉碴的形象放在胸口的人可以被真正地称作“激进”?在某些程度上,过去的50年对格瓦拉的偶像崇拜发展成了一种时尚。“我想那和我们对1960年代的神化有关。”克罗利解释说,“我们的文化中始终有一种对于那个时代的迷恋。”
格瓦拉的形象也反映了共产主义美学在西方社会的流行。河内的黄星T恤,莫斯科的宣传画,北京的毛泽东像,所有这一切都被穿在伦敦、纽约和东京的大街上。这种潮流可以追溯到1920年俄国的构成主义运动,这是贯穿了艺术、设计和建筑的运动。“某些形象反映了在某一时刻人们憧憬未来的状态。”克罗利说,“如今的日子很难再提出当初的宣言,正是如此,使得这样的形象显得更为具有乌托邦色彩,也更吸引人。”
格瓦拉:什么的标志
爱尔兰艺术家吉姆·菲茨帕特里克是广泛流传格瓦拉肖像的始作俑者之一。这个65岁的画家在1960年代早期曾见过格瓦拉,当时格瓦拉在去往莫斯科的旅途中到爱尔兰作了短暂停留,以探访自己的凯尔特祖先。菲茨帕特里克回忆道:“他非常有魅力。”
后来,菲茨帕特里克被一张刊登在德国杂志上的格瓦拉照片吸引了。这张照片由卡斯特罗的摄影师艾伯多·柯尔达拍摄于1960年的一次纪念仪式上,此后很长时间一直挂在摄影家的墙上鲜有人注意,直到一位意大利出版商将之发表出来,革命家回到玻利维亚后领导了最后失败的革命,随后于1967年被处死。
菲茨帕特里克觉得,如果这个形象做成海报会有更大的感染力,他着手创作了照片第一幅红、白、黑的复制品。“这是我对于‘切’被无情谋杀的抗议。”菲茨帕特里克说,“我觉得他被谋杀了并且会被遗忘。但他是一个英雄和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想法,他不能被忘记。”
菲茨帕特里克使得格瓦拉被如此地长久怀念,然而他从未从大量复制的格瓦拉形象中获利。柯尔达也从未追究照片的版权,直到2000年Smirnoff在伏特加广告中使用了他的照片,才提出诉讼。如今这两位都在尝试着申请他们作品的版权,如果申请成功,巨额版税将会捐给哈瓦那儿童医院。
革命的批评者坚持认为格瓦拉是一个“冷血的杀戮机器”(引用自格瓦拉本人所写的《致三大陆的信》)。“你可以将之称为赦免肖像因为这将他生活的阴暗面一笔勾销了。”克罗利说,“当人们将一张海报贴在墙上,他们不会想到他签署过多少死亡执行书。”
关于格瓦拉的纪念风潮引来评论界关注的同时也将招致T恤的大卖。那些做格瓦拉生意的人可以期待随着索德伯格电影的发行,他们再次收获一轮丰盛的利润。当美国记者丽莎·霍华德在1964年格瓦拉访问纽约时问他:“作为一个标志感觉怎样?”他的回答是另一个问题:“什么的标志?”
时至今日,我们还在期待着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