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拉扬

   1938年到1939年期间，意大利指挥家维克多·德·萨巴塔看了卡拉扬指挥后，说：“我发现了一个具有震撼力的指挥，他的音乐思想必将影响到后半个世纪。”果然，萨巴塔的话后来得到了验证。

赫伯特·冯·卡拉扬于1908年出生于奥地利的萨尔茨堡，这里曾经诞生过世界上最伟大的天才作曲家莫扎特。卡拉扬的祖籍是希腊，他的前辈最初从希腊来到德国从事建筑设计，后来有一些亲属去维也纳定居。卡拉扬的父亲是一家医院的院长，也是一名外科医生，他爱好音乐，从小就想当一名乐手，可是最终没有实现这个愿望，因此，卡拉扬去学习音乐使父亲感到特别高兴。卡拉扬的母亲表面上不太懂音乐，但她却能在内心感受音乐，她是一个瓦格纳迷。

卡拉扬从4岁半就开始登台演奏，他的哥哥学习钢琴比他早，可是他不能容忍哥哥比他强，于是就躲在钢琴下面偷听哥哥弹琴。整整15年，卡拉扬一直听哥哥一遍又一遍地弹奏相同的曲子，这促使卡拉扬更加努力，过了两个月之后，他就赶上了哥哥的弹奏水平。后来他独自来到了维也纳，遇到了一位非常优秀的老师，这位老师教了他三个月之后便对他说：“假如你感到你无法用两只手来表达你心里的想法，就应当去做一名乐队指挥，这样才不会出现悲剧性的结果。”这位老师的教诲影响了卡拉扬的一生。后来卡拉扬在萨尔茨堡筹办了一场音乐会，当时他只是想试探一下能否成功。

他从18岁就开始担任乐队的指挥，他首先在德国的乌尔姆市立歌剧院担任常任指挥，后来又在亚琛市立歌剧院担任音乐指导。他在这两个小规模的歌剧院呆了16年，每年他都要背谱指挥演出5、6部歌剧。当时，他不仅要指挥乐队演奏，还要指挥歌手以及合唱队演唱。

卡拉扬在维也纳音乐学院学习时，幸运地遇到了一个导演，他经常对卡拉扬说：“你自己算不了什么，乐队才是一切！”1938年到1939年期间，意大利指挥家维克多·德·萨巴塔看了卡拉扬指挥的瓦格纳的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之后，立刻去找维也纳歌剧院经理蒂特廷。在当时，蒂特廷是德国和奥地利古典音乐的最高统治者。萨巴塔对蒂特廷说：“我发现了一个具有震撼力的指挥，他的音乐思想必将影响到后半个世纪。”果然，萨巴塔的话后来得到了验证。

卡拉扬精通指挥艺术，他知道歌手需要什么，知道应该怎样与歌手合作，他的指挥技巧很奇特。第一次见到卡拉扬的人是不可能真正了解卡拉扬的，许多人都认为卡拉扬是一个性格粗暴、冷漠的人，其实，他的天性非常热情。卡拉扬在指挥时，坚持要乐队的乐手们互相倾听，为歌剧演奏时，则要求乐队必须听舞台上的歌手演唱。

卡拉扬的英语、意大利语、法语和德语都说得非常流利，他不仅是一名优秀的指挥，而且是一个极富人格魅力的人。乐手们已经把他当做一种神话，他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第一次排练时，他一直在给乐手们讲故事，使他们感到轻松，让乐手们充分领会他的指挥意图。许多年轻的乐手在卡拉扬的帮助下进入了专业演奏的行列，每个乐手都愿意和卡拉扬一起演奏。他善于和每一个人合作，并且为年轻人做了很多事情，他指挥演奏了许多古典音乐作品，还录制了大量的唱片。

百代唱片公司的负责人瓦尔特·勒格非常了解卡拉扬，并能对他进行当面指点。卡拉扬欣然接受瓦尔特·勒格的邀请，来到伦敦与瓦尔特一起率领英国爱乐乐团进入了一个辉煌的时期。他们除了频繁的演出之外，还录制了大批优质、精美的古典音乐的唱片，这些唱片至今广为流传。瓦尔特·勒格也因此成为爱乐乐团的赞助人。

1938年到1939年期间，意大利指挥家维克多·德·萨巴塔看了卡拉扬指挥后，说：“我发现了一个具有震撼力的指挥，他的音乐思想必将影响到后半个世纪。”果然，萨巴塔的话后来得到了验证。

1954年富特文格勒去世后，柏林爱乐乐团陷入困境，当时该团即将赴美国巡回演出，乐团经理表示，接替富特文格勒的人只有卡拉扬一个人，当时卡拉扬正在米兰斯卡拉歌剧院指挥瓦格纳的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在接到柏林爱乐乐团的邀请之后，他说：“我可以来美国指挥巡演，但是我必须是富特文格勒的继承人，而不是他的替代者，这一点必须明确。”

卡拉扬率领柏林爱乐乐团抵达美国时，人们在机场举行了奇特的欢迎仪式。作为富特文格勒的继承人，卡拉扬和他率领的乐队在首场演出时就受到了观众热情的赞扬。

许多影片中都拍摄了卡拉扬指挥演奏的场面，在拍摄时，卡拉扬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导演的角色。当导演要拍摄卡拉扬的手的时候，卡拉扬就让拍摄人员把摄影机放在他的肩膀上，以便让他们把他的手的动作拍得更清楚，这样还能避免远距离拍摄时造成的画面变形。在整个拍摄过程中，卡拉扬总是在不知疲倦地工作，甚至还闹了很多笑话。

卡拉扬从来不用体型肥胖的女歌手担当歌剧中的角色，他认为这样的歌手会让观众闭上眼睛不看舞台上的表演，而他就是想要观众睁大眼睛看台上的表演。卡拉扬对舞台的一切了如指掌，舞台的每一个角落都铭记在他的脑海里。他不仅了解每一个乐手，甚至还熟悉剧院里的消防队员。

卡拉扬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指挥大师，同时他还要学会去做一名出色的舞台导演，为此，他花费了大量的的精力，付出了许多心血。

卡拉扬经常对他的乐队说：“乐队必须服从歌手，而且要尽量模仿歌手的音色，而歌手也应当尽力去模仿乐队的音质。”他在排练时对乐队要求特别严格，而到了正式演出时，他总是替乐手们着想，他指挥的动作轻松自如，充满自信，令人感到值得信赖，他的指挥达到了一种完美的境界。

卡拉扬从1955年起担任柏林爱乐乐团的艺术指导，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卡拉扬和这个乐团在世界乐坛上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

卡拉扬相信，在他死后还会有来生，他常常说，还有很多他想做的事情尚未完成，即便是死亡也无法阻止他去工作。

卡拉扬的纳粹身份之谜

卡拉扬作为指挥首先在德国小镇乌尔姆登台，很快就斩露出非凡的才华。正当他干得起劲时，歌剧院经理却不想与他继续签合同。虽然他非常赏识卡拉扬的才华，但认为乌尔姆确实太小，对卡拉扬今后的发展不利，因此他建议卡拉扬到别的地方去发展。

卡拉扬于是去了柏林，但当时柏林人才济济，象他这样来自一个小歌剧院的籍籍无名的年轻指挥根本找不到合适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卡拉扬认识了亚琛的剧院经理，被邀请去那里指挥一次排练。卡拉扬排练了《菲德里奥》， 9 月份演出结束后，卡拉扬就被任命为亚琛的音乐制导。后来卡拉扬在亚琛迅速崛起，成为德国小有名气的年轻指挥家。 1935 年初，他取代亚琛的音乐总监拉贝，成为德国当时最年轻的音乐总监（二十七岁）。

拉贝失去了亚琛音乐总监职位，但他随后就任第三帝国文化局音乐处处长，他的顶头上司就是兼任宣传部长的戈培尔。无论别人怎么争辩，认为不应把艺术和政治扯在一起，戈培尔的态度却非常鲜明。他就任时就宣布：“文化，是第三帝国的宣传工具。”

据卡拉扬讲，正是那时他受到了参加纳粹党的压力。“我原来不是党员”，他说，“在亚琛歌剧院当音乐指导时，我在政治上也不那么引人注目。可是到了签订就任音乐总监的合同时，我的秘书来告诉我，亚琛纳粹党部的头儿已放下话来，说我的合同难以通过：被提名当音乐总监的人居然不是党员！”

“跟你说，对这个问题我是这么做比较的。我特别爱滑雪。我的陪同是一位奥地利向导，无论去哪儿滑雪我都带着他。有一回我们去瑞士的一座山，到那儿后人家却告诉我，除非加入当地的瑞士登山俱乐部，雇佣瑞士向导，否则不准在该山滑雪。我想在那儿滑雪，所以我说管他妈的什么条件都无所谓，于是我买了个会员资格并雇了个瑞士向导。对我来说，参加纳粹党也跟这事一样是迫于无奈。”

“摆在我面前的那张入纳粹党申请等于是一道门槛，跨过它就意味着可以得到无限的权力和对乐团的资助，我就可以无拘无束地指挥音乐会，还有旅行演出，可以有自己的秘书和办公室，我就快活得如登天堂。条件则是必须入党，还有不时地为党员们来一场演出。于是我说管他妈的什么条件都无所谓，并在申请上签了字。可叹的是从此人们便说：‘你当然是个纳粹。’”

卡拉扬当时认识了一位英国朋友，当时英国驻苏黎士的外交官埃奇·莱斯利（ Edge Leslie ）。卡拉扬曾对他说：“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只要能得到亚琛那份工作。”他回忆说：“卡拉扬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这一点我们必须理解。有一次我在他的公寓接他出来吃饭，他外出散步去了，留了个字条叫我等他。他房间摆的都是些宗教方面的书籍，有些段落划了线，页边空白处还有他潦草的字迹做的批注。他回来后我问他为什么读这些东西，他对我说：上帝的存在是事实，有无数的迹象可资证明，而不在于人们心诚与否。莫扎特还是个孩子时就写出了交响曲。那可跟遗传挨不上边。卡拉扬说。唯一的解释是：造物主选择了某些人执行他的命令，为这个丑陋的世界创造美。‘我被赋予了特殊的工具，’卡拉扬对我说，‘特出的才能。我从不怀疑我的才能是造物主的赐予。我的责任就是让它得到最充分的发挥。我立志要创造尽可能完美的音乐并把它奉献给尽可能多的人。我要把音乐般上银幕。’”

“批评家把卡拉扬称作自负的神，”莱斯利说，“而卡拉扬则会说我是上帝的工具。他在执行使命时是无情的。他对我讲过：‘我做过一些糟糕的事。’但解释说是为了完成使命不得已而为之的。”

关于卡拉扬的入党日期，现在找到的文件跟卡拉扬的说法相左。 1957 年，保罗·莫尔发表了一篇关于卡拉扬的文章中，名字叫做《投机者》。文章写到：“赫伯特·冯·卡拉扬加入纳粹党不是在亚琛而是在萨尔茨堡，也不是迫于压力于 1934 年加入的。其入党时间是 1933 年 4 月 8 日，是在希特勒上台仅仅两个月零八天之后。他的党员登记卡编号是 1-607525 。他交纳了当月的党费，但四月底他回德国去了，加上他没有领取党员登记卡，就造成了档案管理上的一点麻烦。但回到乌尔姆后，他于 1933 年 5 月 1 日把情况讲清并重新作了登记，领取了编号为 3-430914 的党员登记卡。这些事实都记载在纳粹党的“名人档案”中，存于美国驻柏林外交使团档案中心，看来要比赫伯特·冯·卡拉扬本人的回忆更为可信。”

25 年后，德国音乐研究家弗雷德·普里伯格（ Fred Prieberg ）在其著作《纳粹执政的德国音乐》中重又披露了有关文件，证明卡拉扬“双重登记”参加纳粹党一事，所提入党日期以及党证编号均于莫尔 1959 年的发现相符。

对于普里伯格将他从柏林档案中心弄到的文件公诸于众，卡拉扬迅即作出了愤怒的反应。“简直是捏造，我根本就不屑谈论此事。荒谬透顶，普里伯格写这种玩意不过是为了赚钱。”

几个月后，我亲自到柏林档案中心弄到了那些文件，包括那两份党员登记卡的复印件。在阿尼夫大师的家里，我把这些东西拿给他看。他首先问了我怎样弄到的，并对这种东西居然可以随便外传表示气愤。然后他接过文件，用警觉而好奇的目光凝视片刻，再把它们拿到灯下以便看得更清楚。“哪儿有我的签名？”细查了几秒钟后他问，“这些东西并无签名，看见吗？”我问他是何看法，他耸耸肩，瞅着我道：“全是假的。”（纳粹的党员登记卡本无签名，是由党的官员填写的。）

奇怪的是，纳粹文件本身也发现一些跟卡拉扬的说法相矛盾的记载。柏林档案中心的档案中有一些纳粹党部及分部的往来信函，讨论的都是一个专门话题：卡拉扬的入党时间。要确定这些信函往来始于何人、是谁最先提出要求或者说提出询问从而使官僚机器忙乎起来是不可能的，但从存留的几封信就可以看出，其内容是相连贯的：

—— 1939 年 1 月 5 日，纳粹党莱尼里总部致函奥地利纳粹党财政部，内容是关于卡拉扬的党员资格问题。信中称卡拉扬明显地两次入党： 1939 年 4 月 8 日在萨尔茨堡（编号 1-607525 ），再次登记（未有住址变更的报告）时间为 1933 年 5 月 1 日，在乌尔姆。信中询问 4 月 8 日的“临时”党员资格是否算数。

—— 1939 年 2 月 4 日，纳粹在奥地利（维也纳）的党代表致信慕尼黑纳粹党财政负责人，称卡拉扬 4 月 8 日的入党申请有效与否应由萨尔茨堡党部认定。

—— 1939 年 2 月 4 日，（应是）纳粹维也纳代表致信萨尔茨堡纳粹党部财政负责人，要求对上述问题作出认定。

—— 1939 年 5 月 15 日，萨尔茨堡“新城市”小组致萨尔茨堡纳粹党财政负责人。小组负责人称他曾找党员赫伯特·克莱因（ Herbert Klein ）谈过，卡拉扬入党是克莱因签署的，还收了五个先令的手续费。克莱因说，他给卡拉扬开具了一张收据，并将材料存入了萨尔茨堡的纳粹党党员招收工作办公室。纳粹党被禁后，卡拉扬去了德国。克莱因说，从那以后他再未听到过卡拉扬的消息，并说他相信卡拉扬从未在奥地利交过党费。克莱因愿意作为证人澄清事实。（此件抄送慕尼黑）

—— 1939 年 7 月 7 日，慕尼黑党总部发函给科隆 - 亚琛的纳粹财务负责人，宣告由于卡拉扬未寄交党费，其 1933 年 4 月 8 日登记的党员资格无效，宣告 1933 年 5 月 1 日的登记有效。转去卡拉扬的党员证请交其本人。

—— 1942 年 12 月 12 日，帝国高层领导人施奈德（ Schneider ）致函柏林帝国总理府，确定卡拉扬入党的正式日期为 1933 年 5 月 1 日，其党员登记号为 3-430914 ，其党证已于 1939 年 7 月 13 日办妥。

就这样，一方面是有文件为证：是从纳粹仓皇溃逃时遗留下来的堆积如山的、错综复杂又残缺不全的文件材料中节选出来并经过核实的。另一方面则是卡拉扬的断然否认。既然卡拉扬从来不隐瞒自己曾加入纳粹这一事实，那么为何在入党日期这个看起来就像没有了枪栓的枪一样无甚意义的小事上坚持自己的说法呢？我们只能这样推测：这涉及一个入党动机的问题。卡拉扬坚持说他是 1935 年入党的，就可证明他入党是为了保住职位，这条理由是较易为人们所理解并接受的。但若入党时间是在 1933 年 4 月或 5 月，亦即在希特勒上台刚刚一、两个月时，那就显得对希特勒及其政治计划多少有点热情、有点支持了。这就不那么容易为人理解了。

卡拉扬与柏林爱乐

1954 年富特万格勒谢世。谁作为他的继任者成了热门话题。在所有候选人中，卡拉扬的位置最有利。汉斯·克纳佩茨布什无意担任终身职务；埃里希·克莱伯因为曾在柏林“苏区”工作过而使人们对他的兴趣锐减；时任汉堡爱乐指挥和拜鲁伊特首席指挥的约瑟夫·凯尔贝特（ Josef Keilberth ）又因年纪太大而难于被列作认真考虑的对象。

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 1945 年，一个名叫列奥·博查德（ Leo Borchard ）的人承担了重建柏林爱乐的重任。他死后，一个名叫塞尔吉乌·切利比达凯（ Sergiu Celibidache ）的一流指挥接手领导乐团，直到 1952 年富特万格勒返回为止。切利比达凯是罗马尼亚人，是同卡拉扬竞争这个职位的强劲对手，也只有他才在才干和吸引卖座率两方面都足可以与卡拉扬匹敌。但他也太过轻率，竟在海德堡的富特万格勒墓前语出不敬，说富特万格勒死得及时，因为他实际上丧失了听力。富特万格勒遵医嘱曾服用麻醉药物，确实影响了听力，但在同行相妒的音乐圈，切利比达凯的言辞难免对他产生不利的影响。何况卡拉扬占国籍之利，又有维也纳、柏林、萨尔茨堡的三重政治根基，加上 1955 年访美演出美方主办者的支持，使他终于得到了他期盼已久的这份工作。

卡拉扬说，自从他 1938 年 4 月 9 日首次指挥柏林爱乐那一刻起，他就恨不得它成为供他指挥的乐团。他自小长大就听的是一流水准的维也纳交响乐团的演奏，它的高水准乐音使他树立了自己所要追求的标准。后来，当他作为一名年轻指挥在乐坛起步时，指挥的是学校乐队，其后是德国各小城镇的剧院的小乐团以至小乐队，竭尽自己的全力去干。那是一条好的、或者说是最好的学习途径，但是，站在指挥台上他总不满意，脑海里回响着他所追求的理想的乐音。后来指挥柏林爱乐，他才终于圆了自己的梦，找到了由汉斯·冯·彪罗、阿图尔·尼基什和富特万格勒等著名指挥家所创造的、比他梦想的水准还更高的乐音。

而他独踞柏林爱乐的雄心则过了将近二十年才变成现实。那是动乱的、前景难卜的十多年。一来富特万格勒对迅速崛起的卡拉扬嫉妒得要命，除偶尔一点机会外，老人完全不让卡拉扬染指柏林爱乐。再则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政治给欧洲音乐和艺术带来的浩劫，使音乐、艺术乃至整个文明生活几近停顿，就算说它一息尚存好了。卡拉扬下赌注似地把自己绑在希特勒的战车上，差点儿毁了他不停追求的艺术生涯。好在耐心是卡拉扬的最大优势之一。他谈及指挥家的教养，认为天资、勤学和苦干精神都是事业的必备条件，并得出结论说“现实生活中，极多的人都没有毅力坚持、学习，还有等待、等待、再等待……”

卡拉扬的耐心得到了回报。 1954 年 11 月 30 日傍晚，他和安德烈·冯·马唐尼住进罗马的摄政饭店，换罢衣服出去用餐。马唐尼离开餐厅去买了份报纸，只见头版上赫然一则讣告：富特万格勒因患肺炎长期医治无效逝世，享年 68 岁。当晚从维也纳发来一份电报，没有署名：“国王驾崩。国王陛下万岁。”

忙忙碌碌的联络交涉开始了。“电话忙得不可开交”，卡拉扬回忆说。

卡拉扬说，柏林爱乐的经理在富特万格勒去世前就与他接触。“当然，他对富特万格勒是非常忠心的，但鉴于富特万格勒行将就木，他不能不未雨绸缪。万一等到最后一刻而我又不能应聘，那他将永远无法原谅自己。所以他对我说：‘万一发生了什么事，你愿不愿意来我们乐团？’我答应了他，但嘱咐他不要声张。”

“事实上，在富特万格勒去世的当晚和次日凌晨两点，我曾接到哥伦比亚演出公司的安德烈·梅顿斯从纽约打来的电话，他想让我知道，富特万格勒同哥伦比亚公司签有率团访美演出的合同。他说，若要继续履行合同，除非我接替指挥，否则他将宣布该合同取消。我的答复是，只有在柏林爱乐指定我为富特万格勒的继任的前提下我才能同意。有一点是明确的：我不能以试用的身份，而只能以乐团未来指挥的身份赴美。”

“他们说：‘那当然，那当然。’于是我就去指挥乐团排练了。两个星期过去了，他们的许诺显得有点像是谎言。柏林参议院的成员又没聚齐。我落入了陷阱。我心急火燎地想得到这个职位，可他们说要看我访美演出的结果再做定夺。要是我受到政治上的强烈抵制，就可能得不到这份工作。所以我给柏林市长鲁伊特挂了个电话。他并不能任命我，任命权在参院，但我向市长建议就访美一事开个记者招待会，请他在招待会上当中向我提问，问我访美归来后会不会接手乐团。我们照这样办了，他问我时，我回答非常乐意。有时候你不得不豁出一切冒险。”

“还有，我必须让自己从斯卡拉歌剧院的合约中脱身。我们原已定好要演出瓦格纳的《指环》的。要得到柏林爱乐，这头就得放弃。于是我去见了总监。我告诉他只要他说声‘不’，我就绝不再提此事。但我也对他说；‘如果你放我，我会感激不尽。不让走，这事就算忘掉，我仍将信守我们的合同。’他说这是终身难逢的机会，于是同意放了我。”

在美演出期间，乐团选举卡拉扬为他们的新音乐总监。返回柏林后，这一任命得到了参院的批准。接下来便是合同之争。“我告诉他们我必须拥有选择经理的权利，”卡拉扬说。“他们说哪怕是富特万格勒也不曾享有此权。我知道他们是在撒谎，因为我得到了一份富特万格勒的合同副本。我还对他们讲，合同必须写明我这音乐总监是终身之职。除非我知道自己不会被撤换，我才可能全副热情地投入工作。我还说，要是他们觉得签终身合同有难处，写成 99 年也成。这对他们来说是破天荒，他们从来还没有签过什么‘终身合同’。磨了 12 年合同一事才最终达成协议，所以在乐团工作头 12 年我根本就没有合同。我等待着，直到我的要求得以实现。”

于是，卡拉扬同柏林爱乐间的“恋爱”大功告成。争论取代了信誓旦旦，忠贞和互敬让位于怀疑和不信任，这就是音乐圈内的事务关系。但最重要的是，这“婚姻”美满地持续了下来。算起来，卡拉扬同柏林爱乐已联手度过了 28 个辉煌的春秋。任何一位收集“世界之最前三名”的人，都会把它收入自己的记录。卡拉扬与柏林爱乐两者的名字已融为一体。伟大的小提琴家梅纽因在他的《未完的旅程》中写道：‘有些指挥家，他们自己的名字与乐团的名字已成为同义语，他们在创造作品的同时，也创造了这一珠联璧合的奇观……卡拉扬同他的柏林爱乐就是如此。’有人曾问小泽征尔他认为卡拉扬对音乐的最伟大的贡献是什么，小泽征尔不假思索地回答：“他和柏林爱乐的关系；如此水乳交融的结合令人惊叹——用了他整整 25 年。”

这一奇观的又一反映是团员的收入，柏林爱乐团员们的报酬比全世界任何乐团都高。他们的工资本来就相当可观（比德国其他乐团的团员高出 10% 到 15% ），加上其他收入还要翻上一番：他们灌唱片、上电视、拍电影、参加特别演出（如复活节音乐节，报酬甚丰）、教课、演出独奏等不一而足；还参加各下属音乐组织，以他们响当当的名气为其增添份量。仅柏林爱乐内部就有 13 个组织：三重奏组、四重奏组、室内乐团、铜管乐队、“十二人大提琴组”，甚至还有低音提琴组。由于冠有“柏林爱乐”的头衔，这些组、团演出的票房情况都非常之好。其中许多还灌录了唱片。柏林爱乐十二人大提琴组还于 1983 年出了一张《披头士歌曲选》，这是他们发行的第五张唱片。他们跟别的演出小组一样，生意应接不暇。正是这些组织构成了卡拉扬与乐团之间存在的问题的实质性部分。不过也并不总是那么严重。 1977 年，梅纽因写道：“卡拉扬护着他的团员，确保他们有丰厚的报酬和高品质的乐器，鼓励他们各自组织室内乐演出，以各种各样的方式鼓励他们的士气。”

自从指挥艺术与上个世纪初诞生以来，发展到今天大约已有了二百年的历史了，尽管他仍然属于音乐艺术中的一个较为年轻的门类，但也已经产生出整整几代的指挥家了。然而，当今天人们有意识地对这项艺术的历史加以回顾时，却发现在整整几代的指挥家当中，真正能够以自己的指挥艺术来开辟一个时代的显赫人物，则显得是那样的寥寥无几，当然，尼基什和托斯卡尼尼应该被看作是这种人物，尼基什作为十九世纪中最伟大的指挥家，可以说是这项艺术再迈入新时代时的真正奠基人，而托斯卡尼尼则以自己那天才的技艺和严谨的风格，开创了二十世纪现代指挥艺术的新天地，至于彪罗、富尔特文格勒和瓦尔特等一批杰出的人物，虽然都是指挥艺术上最为伟大的名字，但他们却仍然是分属于各个时代之中的。走在托斯卡尼尼之后有谁是属于那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人物呢，如果用今天经过实践后的现实眼光来看，这个人物是非卡拉扬而莫属的。卡拉扬，这个被人们誉为摰贝富右帐踔械牡弁鯏的指挥大师，无论是从丰富现代指挥艺术的角度上，还是从推动世界音乐艺术乃至整个人类文化方面的发展上，，它所开创的时代，是代表者二十世纪下半叶世界指挥艺术的整体潮流的时代，而这种潮流又具非仅仅局限在二十世纪之内，他那巨大而意义深远的影响力是注定要延伸到下一个世纪的，并且必将在下一个世纪中继得到发扬和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