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艺术转型 资本的冷酷仙境 江湖的世界尽头

    2009年，中国艺术界的主题是转型。人们对于“当代艺术”的好奇心逐渐在价格明星们一次次的表演和自我重复中消耗殆尽，资本持有者对于这一领域的知识“补课”在艺术媒体和大众媒体以及艺术评论家们的共同推动下宣告完成——当代艺术家们不是把艺术视作生命为之燃烧的凡·高，也请不要把他们看作凡·高，并把他们当作凡·高对待。那些被“阴谋”“伤害”到的或者可能被波及到的人们转向反思与争议，在金融危机的大趋势下市场从火热的顶端义无反顾地扭头下滑。而与此同时，古代书画依然保持着强劲的上升势头，代表着红色年代“红光亮”的红色艺术开始重新受到人们重视和怀念，这由于传统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红色艺术成长的纯真年代和理想主义精神，正是当代三十年艺术所缺失的。

    市场推动中国艺术的体制变革依然是一个主题，北京的艺术区大量拆迁、民生银行介入当代艺术、动漫产业列入国家重点文化扶持，都是与市场和资本的联合动作。市场推动下的当代艺术的多元不仅在推动着体制内的变革，也在促使当代艺术的内部反思，全国美展设立中国美术奖，对国内双年展模式的思考，都反映了一种积极的变化，尽管体制没有真正变革，但深层思考已经显露端倪。

    钱还是那些钱，依然在不断流动，从最初有限的一堆变得盘满钵满，或者因为轻易相信了一些曾经的辉煌而变得灰头土脸地出局；

    人也还是那些人，贴在身上的那些曾经标榜反叛、飞扬的标签在猎猎风中剥落，“前卫艺术”还原成一面柔顺的白旗。

罗中立

王璜生

    江湖与庙堂的互动：罗中立 王璜生

    今年艺术界的人事变动特别频繁，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梁江调任中国美术馆副馆长，西安美术学院院长杨晓阳调任中国国家画院院长，原广东美术馆馆长王璜生从广东美术馆离职动静也很大，媒体对他的集中报道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去年11月，罗中立进京赴任中国当代艺术院院长，又让艺术圈兴奋了一把。

    王璜生曾经说过，“广东美术馆用非常有限的政府资金，收藏了远超出这笔资金的大批艺术精品，而且在很多方面、层面上挽救了国家的文物，在当代艺术的收藏与展览上也体现了一种努力与贡献。”他也曾经慨叹过错综复杂的美术馆关系的处理，但长期画国画、在广东美院做过专职画家的他自称性格中有冒险家的天分，常常渴望去北京的圆明园、东村过波西米亚的流浪生活。现在，人去了北京，接纳他的却是学院体制内的生活。广东美术馆是国内最好的美术馆，王璜生履行的是一个馆长的职责，丢掉了行政的包袱，摆脱了美术官员的形象。这样的形象，是不是能够在京城的漩涡中独立存在，恐怕不是王璜生能够左右得了的。

    当代艺术是一个实验性和前沿性很强的领域，这样一个艺术领域不像国画、油画、雕塑等传统艺术有固定的技术标准，可变性很强的当代艺术成立国家艺术院如何确定艺术院艺术家的资格，而首批艺术院艺术家是否就是当代艺术中最好的艺术家，其中有一部分原来前卫反叛的艺术家，进入艺术院后，还能不能保持先锋探索精神，这些话题引起艺术圈不同争议。有批评家认为，这些院士基本上都丧失了原先的批判性，故不能代表当代艺术；也有批评家认为，他们的身份从画光头的前卫艺术家到商业明星的转变已经完成，本来就没想过悲剧性的艺术家结局，原来院士们标榜的顽世现实主义和政治波谱并不像他们解释的是为了对抗国家意识形态。那么，院士们进入体制之后，是不是也会带着玩世不恭的笑容谦虚地学习三个代表呢？

    评论家王南溟则笑称，从1980年代起，艺术就是改革开放推动的艺术——当初的中国美术报是政府办的，湖北的《美术思潮》，也是美协办的，组织的一些展览也是国家级的展览比如89大展，罗中立参加的展览也是官方的。当代艺术本就是官方的保守派和开明派的较量，只有支持和不支持的区别。参加展览的也都是体制内的、美院里的人。当代艺术研究院的成立是“艺术家找到了自己要去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