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美术发展的进程中,留下了许多探索中的不成熟的作品,却往往会被人们误认为是“名作”,现在看来是不恰当的。如徐悲鸿重要的油画代表作《田横五百士》,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作品采用了欧洲写实绘画技巧,画面场景虽然宏大,但是由于在创作过程中人物群像均由单体摆放拼凑而成,因而作品缺乏整体节奏感和内在关系的呼应,主要人物比例失调,马足细节造型别扭,这些问题显露出作者造型基础和表现力的薄弱。同样问题还出现在徐悲鸿的另一幅油画代表作《徯我后》中,无论色彩语言表现,还是空间造型组织,都属于西方写实主义绘画的初级阶段,没有创造性,更谈不上发展。所以,此类作品虽是画家自己的代表作,但不可能成为具有真正艺术价值和高品质的传世名作。
中国自元以后兴盛的传统文人画,其中不少作品为文人墨客的即兴或墨戏之作。文人画的梅、兰、竹、菊、高山、隐士等题材,不再是自然景物的单纯再现而是君子形象的化身,或孤傲,或清雅,或高风亮节,又或淡泊名利。文人借描绘之景物写自身心灵感受,抒发他们内心的情绪。然而由于题材数百年不变,使得原来具有人文精神内涵的梅、兰、竹、菊等,只留下了笔墨技巧的“梅、兰、竹、菊”,画技墨趣在画面中反复被摆弄,缺少具有时代精神和创造力。如齐白石、黄宾虹、陆俨少等许多现当代画家,流传作品不少,也具有强烈的个人表现风格,但这种符号化的笔墨构成,在他们的绘画作品中不断被复制或移位再拼接,因此题材雷同、内容雷同、技巧雷同、思想雷同,在人们的脑海里的似乎有虾、有蟹、有树、有石等等笔墨特色各异的表现,但却没有落实到具体的哪幅作品上,从而也没有留下多少具有真正代表意义的名作。
近年来,在国内艺术品买卖的交易中出现了一种怪现象,就是不以作品本身的艺术质量和水平来决定价格的高低,而是以作者本人的官位大小或社会名气大小来制定价画。官位越大(比如有的美协主席、副主席,画院院长、副院长),名气也就越大,画价自然也就越高,但产生不了高质量的艺术作品,更谈不上产生名作。还有一些如江湖耍杂似的,比如以画马“著称”的、画驴“著称”的、画牡丹“著称”的所谓“某某王”等,作品本身毫无创造力,形式上抄袭,技法上临摹,也被称之为“名家”。更还有社会上一些与书画不相干的所谓“知名人士”的游戏或消遣之作,居然也被称之为“名家”作品,误导了群众的艺术欣赏。
在近现代中国绘画史上,真正的名作可谓屈指可数。比如李可染的人物和牧牛题材的作品,艺术表现平平,没有大的发展。而他的山水作品《漓江》、《井冈山》等,我认为就是名作;同样还有石鲁的《转战陕北》。这些作品脱离了笔墨相袭的传统程式,或在大山大水中增添和强调了现代的光色效果、或采纳了以前未有的题材,对中国水墨画表现形式进行了创新,因此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当代中国绘画领域,吴冠中的水墨巨作《苏醒》、《高粱》,我认为也是名作。虽然许多人对他的艺术有争议,虽然他的作品也算不上件件优秀,但他的作品不拘于条条框框的约束,不拘于已有的风格,能够展现真情实性,既保持了中国传统的人文诗意,也阐释了当代人的情怀和精神面貌,敢于创造,符合时代艺术发展的需求。因此,吴冠中及其作品将在美术史中占据重要地位,并影响后学者。
画家没有创造出真正优秀的作品,他就不可能成为名家。现在许多所谓的“名家”可以唬人一时,但经不起历史的检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欣赏水平的提高,真正的名作会越来越光彩夺目,而一些伪名家和伪名作,必将会退出历史的舞台,杳无声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