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昆曲剧作题材类述

社会政治剧明王朝统治阶级间矛盾尖锐、党争激烈，皇帝荒淫残暴，社会风气堕落，东林党人和阉党的斗争延续至明亡。明代社会的这种政治黑暗、政局动荡、百姓疾苦的现实，对戏剧创作有重大的影响，使明代昆曲剧本出现了不少描写反权奸阉党、平乱抗战和揭露社会黑暗的作品。有不少是以反严嵩为主要内容的，其中比较著名的是王世贞的《鸣凤记》。

    《鸣凤记》是一部直接描写当时现实生活的时事戏。在这部昆曲剧作中描写了严嵩一伙贼党的抢夺民田，霸占妇女，陷害忠良，生活荒淫，以及暗中投降勾结外敌的丑恶行径。剧中”灯前修本”和”夫妇死节”二折生动感人，久演不衰。它对结党营私、把持朝政、误国害民的严嵩的丑恶嘴脸和无耻行为，极尽揭露挞伐讽刺之能事；同时对于爱国的正派官员夏言、杨继盛、邹应龙等加以热情歌颂。作品为了适应政治斗争题材的需要，打破了生旦格局。作品取材于当代的历史事实，写重大政治斗争，在戏曲史上首开先河。在反奸作品中，以反魏忠贤阉党为内容者最多。这也说明昆山腔的兴起和受人重视，是和参与反奸相的政治斗争紧密相连的。《鸣凤记》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在同时期或稍后出现的反严嵩的传奇，还有秋郊子的《飞丸记》、以及高汝的《不丈夫》、陈开泰的《冰山记》、水云逸史的《回天记》等等，可惜都已佚失。
    写反权臣反阉宦的剧作是当时戏曲创作中一股强大的主流。特别是客魏横暴专政以后，戏曲作家及进步士大夫们一起同伸义愤，今天有目可考的揭阉党罪行、歌颂人民及正派官员与之斗争的作品，至少有三吴居士的《广爰书》、白凤词人的《秦官镜》、王元寿的《中流柱》、盛于斯的《鸣冤记》、无名氏的《孤忠记》等十多个剧本，虽已失存，但从《远山堂曲品》的评语可知它们皆为反魏党之作。今存的有范世彦的《磨忠记》、李玉的《清忠谱》、清啸生的《喜逢春》等三种。皆写魏忠贤与阉党的罪恶，及对东林党人的残酷迫害。
    孙仁孺的《东郭记》借古喻今，描绘了一幅官场百丑图。汤显祖的《邯郸记》表面上是以唐朝为背景，实际上却反映了晚明社会的腐败和黑暗。这里有官场的腐败和倾轧、有权臣的荒淫专权、有皇帝的奢靡享乐。这种奸相弄权、皇帝荒淫、社会腐朽的状况，反映了晚明的社会现实。《南柯记》中的淳于棼拜相后骄纵专权，荒淫堕落，同样有着明朝社会的影子。
    然而，以上这些通过各种题材、运用各种形式揭露和鞭笞明代中期以后社会病态的戏曲创作并不可能给社会生活找到什么出路，它们的积极意义仅仅在于对封建制度下黑暗社会的批判上，出身于不同阶层的进步封建士大夫作家们，虽然不满社会现实，可是毕竟无法看到人民群众的力量，他们不知社会前途何在，自己又无力回天，因此在创作中只能得出消极的结论。
    历史故事剧在这类作品中，有不少是以歌颂历史上或传说中民族英雄义士为内容，表现了强烈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在所表现的历史题材中往往有很强的政治性。梁辰鱼写的第一部昆山腔剧作《浣纱记》，虽然也精致地描写了范蠡和西施的爱情线索，但剧作者真正意图则在于通过越王报仇雪耻这一传统的历史故事，来表达出更为深刻、更为复杂的思想内涵。
    他所着力批判的是沉迷酒色、听信谗言、不纳忠谏的吴王夫差，特别是那个贪婪受贿、缺乏远见、左右皇帝的无能权相伯。剧作者通过历史故事的述说，来表现对正义和美好事物的追求，及对邪恶和反动的东西的鞭笞。
    中华民族具有忠于祖国和民族、反抗侵略的浓厚意识和优秀传统，几乎在历朝历代都有大量表现这一思想的作品，在明代昆山腔的剧作也不例外。
    姚茂良《精忠记》、汤子垂《续精忠》、陈衷脉《金牌记》，以及描写三国故事的《桃园记》、《古城记》、《草庐记》、《七胜记》和王济的《连环记》等。它们通过对历史故事的描写寄托着作者或人民的爱憎，以及对世事的善恶是非观。《精忠记》是一部歌颂抗金英雄的古老传奇，反映了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岳飞的抗金反奸的正义斗争。岳飞大胜金兵，秦桧却暗通金人，召回岳飞父子，投之狱中；又与其妻在东窗下定计，将岳飞父子害死于风波亭。岳飞死后成为神，在冥间审问秦桧夫妻，宋帝亦追封岳飞为鄂国武穆王。
    由于它对挟宠专权，欺君卖国，残害忠良的奸相秦桧的尖锐谴责，被改成为昆山腔后一直成为十分流行和具有深刻影响的一部名剧。
从这里可以看出来，这类反权相的历史剧在当时是如何引起劳动人民的共鸣。《续精忠》是人们出于愿望，而续写岳飞之子岳雷、岳电与牛皋及其子牛通杀秦桧报仇，皆不据事实，凭空虚构，借以表现人民的愿望。《金牌记》虽剧本已佚，但天启年间在宫庭中演时，风魔和尚骂秦桧的情节，使魏忠贤心虚而躲藏在墙后，不敢正视。可见其鞭挞秦桧，令奸相胆寒，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但是，这类反阉宦、反权臣的借古喻今的历史戏，往往都是从”忠奸”斗争着眼。社会历史的进程以及作者本身立场观点的限制，使他们的作品不可能反对皇帝，更不可能从根本上去否定整个封建统治制度，而是把全部同情和希望都寄托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正派官员们身上，认为唯有这些忠臣们才是解除国家危亡和百姓痛苦的救星。这种局限性在当时也还很难超越。
    施凤来《三关记》写杨家将与卖国者的斗争的故事。卜世臣《冬青记》当时在虎丘千人石上演此剧，观众达数万人，很多人感动得流泪。可见作品的民族感情具有激动人心的力量。
    在历史故事题材中，也有一些是来自《水浒》故事的：如李开先《宝剑记》、沈《义侠记》、沈自晋《翠屏山》等，它们对社会的黑暗都有不同积蓄的揭露。
    其中以李开先《宝剑记》比较著名。作品中林冲被诬陷的原因并非由于高衙内想霸占他的妻子，而是由于林冲见高俅专权，上本弹劾高俅，于是高俅设计陷害林冲。这样，作品就不但揭露了奸臣当道的黑暗，而且林冲和高俅的矛盾以及被逼上梁山也就主要是由于政治原因，林冲是为了国事而被”生逼做叛国的红巾，背主的黄巢”，这就加深了作品的思想意义。
    “夜奔”一出描写林冲被逼上梁山时的复杂心理相当精彩，直到今天仍是久演不衰的优秀昆曲剧目。
    沈的《义侠记》从武松打虎、杀嫂、快活林、醉打蒋门神、血溅鸳鸯楼、上梁山，直至和宋江一同受招安，故事情节多，时间跨度长。其中的各组故事都具有相对独立的特点，因此全剧具有连台本戏的规模。它基本上体现了《水浒》的精神。《义侠记》结构平直，缺少高潮的描写。文词上主张本色，音调上讲究合律。其中《打虎》一出，写武松打虎，在舞台上十分流行，是昆曲舞台上著名的折子戏。而《戏叔》、《别兄》、《挑帘》、《捉奸》等出，也是昆曲曾经盛演的节目。
    道德教化剧这是一类专门宣传封建礼教和宗教迷信的作品。由于明代程朱理学盛行，提倡义夫节妇。明代中叶的皇帝或信佛、或崇道，道士邵元节、陶仲文都被封为”真人”，做了尚书，皇帝甚至对其亲自迎送。
    明初关于戏曲演出的禁令森严，只有神仙道化戏不在禁演之列。因此戏曲作品中宣扬礼教和宗教迷信的作品为数不少，出现了大量的神仙道化剧。程朱理学成为官方哲学，宗教载道是明初文学观念的一大特点，这种观念反映在戏曲文学中，则是自觉地以戏曲助化之风气的兴起。
    当时影响最大的人物是邱浚，曾任文渊阁大学士，他作的《伍伦全备记》是宣传封建礼教的典型作品。作品公开宣称：”若于伦理无关紧，纵是新奇不足传。”作者作为一个宰相和理学家，以此剧代圣贤立言，宣传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种伦理道德。作品中的伍典礼是伍员的后代，前妻生子伍伦全，继室范氏生子伍伦备，又收养朋友遗子克和。范氏毫无私念，抚养三子成人。三子长大，孝母尽忠，娶妻亦皆贞节、贤惠。一家生极显贵，最后成仙。伍典礼一家五伦全备，全面地体现了封建伦理道德，此剧纯系宣扬礼教之作。
    邵灿的《香囊记》声称”续取《伍伦》新传，标记紫香囊”。作品借张九成一家的悲欢离合，宣扬”为臣死忠，为子死孝”和”为妻守节”，与《伍伦全备记》意旨相同。吴江派首脑沈，继承和发展了邱浚《五伦全备记》的传统，用浅近易懂的语言和精美的音律，写了宣传封建教义的《十孝记》、《埋剑记》等作品；他还从当时社会现实生活中直接取材，写了歌颂封建伦理道德的喜剧《博笑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