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耀坤回忆录

我在《缅怀先父述家史》一文中曾叙述家父项晋湘和岳父王耀坤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涉“右”经历，但未提及他们当时的具体言行，现根据镇江市委党报刊文和官方采集的当事人回忆录音等资料，将此分别摘（记）录整理成文存家史，看看这两顶“右”帽（右派和右倾）内的“货色”，期盼亲友后人及读者：“右”论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两位先父分处党内外，经历不同，但解放后，他俩都在江苏镇江地区担负公职，都具国家干部身份。家父是卫生事业单位业务骨干（卫技12级，卫生防疫医师），岳父则是党政机关领导干部（行政13级，县处职务）。且看他们当时的涉“右”言行-

    

   

    1958年1月9日《镇江市报》二版头条刊文（图示）：《市卫生科及所属单位揪出一个右派分子  项晋湘恶毒攻击党的卫生事业》，（家曾藏有另份《镇江市报》头版整版刊载的大批判文章报纸，惜在文革中毁灭），称在上面一再动员号召党外人士帮党整风，“大鸣大放高潮期间”，项散布 “流言蜚语”，“向党展开恶毒攻击”， 放出“三枚毒箭”：

    1、“丑化攻击”党员领导干部（注:该科两科长）“不懂业务，对党的方针政策又不学习…这些‘长’放在里面有什么作用，反而造成许多事故，还要争地位，争工资，争权利，比一般同志更厉害”。更“狂妄”地公开提出，要党员科长“想想自己是否称职…害得这些事业不能前进”，责问另一党员负责人“是不是检查自已够不够这个官…”；

    2、“企图抹煞”本市卫生工作成绩，说“预防为主方针没有贯彻”，“中医政策掌握不够，团结中西医仅是几个字”。“大地方还争取党外人士意见，我们小单位就操纵在你们手里（指党组织）”，“一年来的人事调动不少是官太太，而非工作业务需要，这些人摆着干什么？”，卫生部门“全部工资情况是有问题的”；

    3、“诽谤污蔑”我们国家不民主，没有讲话的机会，说“检举信转来转去还是到你们手里，使许多纯洁青年受到打击报复，报纸杂志常看到这些问题，官僚主义，官官相护”。此外，还攻击并“企图否定除四害运动”，说“没有哪个资本主义国家提出卫生方面这些东西”，“消灭蚊蝇不要太乐观”。

    以上“右派”言语无论在当时还是放到现在，错对且不论，但需指出的是，从文中可以明显看出其都是响应党的号召和一再动员（毛称“引蛇出洞”之“阳谋”），针对“我们小单位”，即市卫生科和下属防疫站的具体人和事提出的批评意见，只是该报该文用当时的流行腔调无限上纲上线罢了。

    

二

    1981年6月镇江党史部门派员到家采集的王耀坤革命回忆录音，其最后部分（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口述记录整理文字(附录音片段)，老人记忆深刻耿耿于怀的两次“右倾”经历(档案中亦记录其“有右倾思想”)：

    1、1951年底到54年，我在（苏南）高淳县当县长。53年“统购统销”的时候，我带一个区长和县农工部长下乡调查，看到当时农村确实无粮了。农民们说，“吃饭稻”啊（注：音，当地方言），要700斤稻谷才够吃(一年)，我们家里都没有这么多了，哪里还有粮交？我把调查的情况和老百姓的话向上级反映，要求根据实际情况，减轻农民负担，不能让老百姓没有饭吃啊。（另注：王长女即我妻回忆，61至62年在高淳读小学时，当地同学一天都只吃两顿），当时上面一个叫迟明堂（音）的山东南下干部不了解我们苏南的情况，硬说乡下有粮食，特别抓住我反映农民要“吃饭稻”这句话，跟他们山东的情况比，说我“右倾”，召开全县干部大会批判我。会后名为“调动”，实际就是撤职，撤掉了我县长职，发配到东坝水库。后来54年发大水，我就在那里防洪坝。过了24年，1978年我到高淳，一下汽车，就碰到一个农民对我说，王县长啊，你来了！今年好年成啊，真是“吃饭稻、吃级稻”啊！接着就讲起了当年我为这个受批评的事，告诉我，当时老百姓都说：“王县长受冤枉了！”我想，一个人做的事，对还是错，不能瞎说，老百姓是分得清的。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啊！

    2、1958年大跃进，调我到（镇江专区）大运河工程指挥部当副指挥，正职由地区专员兼任。当时省水利厅一个姓熊（音）的厅长要求每人每天开八方土，我说不能，300公尺远，还有20多公尺爬坡，来回就600多公尺。要挑40担才够一方土，如果土硬刨不动还不能。熊就说我“右倾”，跟上级说，你们镇江地区怎么派个“老右倾”来！（注：此说莫非跟上次“右倾”联系起来了，故曰“老右倾”？）后来我就被撤换了。事后了解到，镇丹运河段工程完成，实际上每人每天只有0.7方土，还有些虚夸，但基本真实了。大炼钢铁时，镇江地委原址土炉群有20多个刚砌好，铁未炼就拆掉了，我说这是“劳民伤财”，但没有到处讲，很多人还未听到。59年庐山会议批彭德怀，下半年我被联系上，成了镇江地区农业口系统的“右倾”，开会批判我，要我写“检查”。还翻出一事，58年我到宜兴检查工作，见群众家缺粮，可以充饥的山芋也都冻坏了，就跟社队干部说，假如这是你私人的会冻掉吗？这事也批我是“右倾”，说我只支持个人，不支持集体。真是做什么都被批，当时真倒霉！后来市里一位领导对我说，这些都批得不对，冤枉我了，还向我道歉，希望我不要灰心丧气。我说，我不会消极悲观。反右倾后，我被下放到专区农场当场长兼农科所副所长，照样反对瞎指挥，说真话做实事，群众都很欢迎高兴。

    实际上，岳父涉“右”还不止于此。他的一位尊其为“虽是表兄确似父，引我走上革命路”的表弟，在京读大学时亦被划为“右派”学生而发配青海劳教。1977年，我和妻恋爱结婚时，家父仍是尚未“改正”的右派，我们这两位父亲却结为了亲家，岳父家因此又多了一个“右派”关系，这位“老革命”真是与“右”有缘。    

    岳父以上经历，功过是非，不言而喻，无需再多舌。对此，我只是想起四个字：实事求是，这可是早就信誓旦旦却常自我违背的已写入党章并昭告天下的“最高指示”啊！还想起一句古语：“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三

    记下两位父辈的涉“右”言行，我方知，给我可爱的家庭和祖国带来深重灾难的那可恶的“右”帽原来是这么个“东东”！还有那个年代的“整风”、“大跃进”和“反右倾”等种种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是怎么回事！

    另：今年是家父逝世20周年和诞辰95周年，谨以五言短语祭拜命运多舛的先父并咏叹《右派家庭的悲欢离合》家史：

   家父和继母，  一对再婚人。

    两年欢合后，“右”帽双临头。

    廿年悲离别，   殃及家老幼。

    一朝雪冤耻，   夫妻终分手。

    悲欢而离别，   爱恨知多少？

    悠悠岁月里，   家国存痛史！

    项 强   2013年12月7日于江苏丹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