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我是来征服你的！

1923年秋，一个土得掉渣的年轻人从前门站走下火车，望着偌大的一座城市，他说：“北京，我是来征服你的！”这个土得掉渣的年轻人叫沈岳焕，后改名沈从文。

1929年，在胡适的关照下，沈从文谋到一份差事——在中国公学做讲师。第一次从法租界的住所去学校时，沈从文特意花了八块钱，租了一辆包车，为的是第一次以教师身份跨进校门时不至于显得太寒碜。登上讲台时，沈从文紧张得连自己的名字都记不起来了。为了上好第一堂课，他准备了好久，可是走上讲台后，他竟足足站了十几分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良久，才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道：“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

1930年，沈从文在武汉大学做助教。他很不满，写信给大哥说：“我还是要坚持创作，我的文章是谁也打不倒的，在任何情况下，一定还可以望它价值提起来。”“将来是希望一本书拿五千版税的。”

1933年，沈从文和张兆和喜结连理。沈从文说：“我一辈子走过许多地方的路，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许多年后，沈从文的内心深处却萌生了一种隐隐的遗憾：自己结婚太早，为家庭所累，以致没能充分实现自己的文学抱负。而她，好像也不曾用心地对他说过那个“爱”字。

1938年，沈从文南下昆明。一次，一位学生问他写作的经验，他说：“最要紧的，就是趁着二十来岁有写的冲动时尽可能多写。”几十年后，又有人问他小说怎么写得那样好？他答曰：“一辈子都写小说，写得好是应该的，写不好，那才奇怪了。”他告诉施蛰存：“新作家联大方面出了不少，很有几个好的。有个汪曾祺，将来必有大成就。”

1948年，天玄地黄。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沈从文写道：“就时代发展看工作，我已成为过时人，与现实不甚配合得来也。我工作自视还停滞在学习阶段上，要再摸十年八年，才望有点结果。可是时代变化大而快，要求作家又太多太切。我因为性格内向，埋头努力易，活动应变难，所以近年在此教书用笔实有和全面发展脱节之势。一个湘西乡巴佬的长处和弱点，由此可以充分见出。”他对大哥说：“既不想做官，也不拟教书，所以很希望一个人能回来住住。”当然，这只能是希望。

1949年，有学生来探望沈从文。他送给对方五本书，其中一书的题字为：“与瑞蕻重逢，恍如梦中，赠此书，可作永远纪念。”在《边城》后题写：“什么都不写，一定活的合理得多。”尔后，他写信给丁玲说自己“因为心已破碎，即努力黏合自己，早已失去本来”。但最后他又决绝地表示“文字写作即完全放弃，并不怎么惋惜”。

1956年，时在湘参观的沈从文写信给妻子：“我每晚除看《三里湾》，也看看《湘行散记》，觉得《湘行散记》作者究竟还是一个会写文章的作者。这么一支好手笔，听他隐姓埋名，真不是个办法。”

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拟出沈从文选集。他在信中感叹道：“我实在是个过了时的人。目下三十多岁的中学教员，或四十岁以上的大学教授，还略略知道沈从文是个什么人，做过些什么东西，至于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就完全不知道了……因为我写的都是大家一时用不着的，等到大家需要时，我可能已不存在了。”

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后，沈从文重新被人提起。有人调侃：“沈先生行情正在看涨。”对此，沈从文波澜不惊。对所有的恭维，他总是轻轻地摆手说：“那都是些过时了的东西，不必再提它……我只不过是个出土文物。”

1985年，有人访问沈从文，说起“文革”中打扫女厕所的事，一位女记者动情地拥住他的肩膀说：“沈老，您真是受委屈了！”不想，这位八十三岁的老人抱着她的肩膀，号啕大哭起来，哭得像个饱受委屈的孩子。什么话都不说，就是不停地哭，涕泪俱下满头满脸地哭。所有人都惊呆了！

1988年，沈从文长眠了。临终前，家人问还有什么要说。他回答：“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说的。”他什么都不想说了。他已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