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与变化——Oliver Herring专访

Oliver Herring，“LINK 导体”展览现场，A4当代艺术中心

Oliver Herring1964年出生于德国海德堡，现生活并工作于纽约布鲁克林。实验性是Oliver Herring作品的核心，这种实验精神常常通过混合多种媒介表现，显得不拘一格。对人际关系的探讨也是了解Oliver Herring作品的关键。受成都A4当代艺术中心的邀请，Oliver Herring今年来到成都做了为期两个月的驻留。作为此次中国驻留的结点，A4当代艺术中心举办了题为“LINK 导体”的Oliver个展。展览占据了A4当代艺术中心的三层展厅，这次展览既展出了Oliver在成都驻留期间最新创作的影像作品，也呈现了Oliver的早年实验影像及现场行为作品。

Oliver Herring于四川大学实施"TASK PARTY”现场。2002年，Oliver Herring第一次发起了"TASK PARTY”。这是一个强调开放的，即兴的参与式作品。参与人在现场完成其他人所写的任务，并提出下一个任务。目前这件作品已在纽约、旧金山、西雅图、华盛顿等多个地方实施过。

艺术眼：为什么决定在中国驻留期间实施了TASK这件作品？

Oliver：在我来A4之前，我把我的作品和我之前做过的事情发给了A4的工作人员。这样他们可以提前熟悉一下我的艺术创作，然后可以做一个大体的计划。之后A4他们全体开了一个大会，决定应该在中国成都这边做一个"TASK PARTY”，我们选择了四川大学。之所以选择在大学环境中实施是因为"TASK PARTY”在中国是第一次做，人们第一次接触到新鲜的形式的时候，肯定有很多的问题。之前我在日本的时候做了一个相当于测试版的"TASK PARTY”，也是在一个大学的校园环境中，就是想要尝试一下在大学校园做这个作品可不可以，是否可以在更广泛的校园环境中去做。所以最后决定了在四川大学做中国的第一场"TASK PARTY”。

艺术眼：在来到A4当代艺术中心之前，“行动区域”及"TASK PARTY”刚刚在北京望远镜工作室展出，这两次展示之间有什么联系？

Oliver：是有联系的，因为它们的过程都非常的一样，都需要我在短时间内创造出新的作品，然后来进行展示。第二个相似点是两个地方都做了"TASK PARTY”。当我来到A4的时候，原始的想法是做一个展览。A4有非常大的三层楼的空间，规模相当于是在博物馆里面做一个展览。所以在之后，包括展览的形式，都急剧的扩大和增长，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

艺术眼：不断推行“TASK PARTY”这件作品的目的是什么？

Oliver：我的角色早已经不是推广这个作品了。首先这是一个非商业性质的一个活动。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在全球各地自发地举办"TASK PARTY”。“TASK PARTY”有一个博客，我会经常查看访客流量。当某一天访客量突然增长的时候，我觉得那就是在某一个地方有人举办了“TASK PARTY”。当然有的时候，也有组织者会告诉我“我们这边举办了一个'TASK PARTY’”。我觉得它就像一个病毒一样，自己开始传染，然后蔓延起来。当人们意识到它的乐趣也好，或者说它的价值也好，就会自发的组织。我也兴奋地意识到"TASK PARTY”被认为是一种工具，在影响别人。

在美国，我见到好多组织这个派对的人，他们大多是老师或者是一个学生。当他们发现这个派对可以作为一个影响别人的一个平台，他就会意识到，他自己的角色不再是推广它，而是把它介绍到更多的地方，让更多的人知道这种形式，那就是艺术。它是可以对人产生影响的，是可以教育人的。艺术也是可以作为一个教育人的平台。

A4当代艺术中心，“LINK 导体”，行动区域

艺术眼："TASK PARTY”也并不需要专业的演员？

Oliver：首先我不去做这个选择。当某个艺术机构，或是一个博物馆，或者社区来邀请我，说希望我在这边举办一个派对，我起到的只是一个协作者的作用。我会问这个组织者，你们做这个目的是什么？然后据此去最大化这个派对的作用，并且帮他们做一些特定的设计。我也不知道最后会有谁来参与。我想尽可能地让这个派对是开放的和包容的。在来中国之前，我在纽约的麦迪逊花园做了一次"TASK PARTY”，最后一共有一千多个人来参加。但是在开始前，我也不知道谁会来。我只是做宣传，让这个城市的人知道这里会举办一个派对。我会告诉老年人，儿童，甚至是家庭主妇，各种人我都希望他们来。总的说来，我宁可是没有一个选择的标准，也不会对任何人有所歧视。

"TASK PARTY”的框架非常简单。有一个空间，然后有一些基本的材料和写着任务的卡片。只要在这个框架下，任何事情都是可以的。有非常大的一个自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