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购古书画的两次鉴定会 第一次收购古书画的鉴定会是在马衡先生家中。出席的有马衡先生(故宫博物院院长)、陈垣先生(故宫理事、专门委员)、沈兼士先生(故宫文献馆馆长)、张廷济先生(故宫秘书长)、邓以蛰先生、张大千先生、唐兰先生。这次所看书画,没有什么出色的名作,只记得收购了一件文征明小册,写的是《卢鸿草堂图》中各景的诗,与今传的《草堂图》中原有的字句有些异文,买下以备校对。又一卷祝允明草书《离骚》卷,第一字“离”字草书写成“鸡”,马先生大声念“鸡骚”,大家都笑起来,也不再往下看就卷起来了。张大千先生在抗战前曾到溥心畲先生家共同作画,我在场侍立获观,与张先生见过一面。这天他见到我还记得很清楚,便说:“董其昌题‘魏府收藏董元画天下第一’的那幅山水,我看是赵干的画,其中树石和《江行初雪》完全一样,你觉得如何?”我既深深佩服张先生的高明见解,更惊讶他对许多年前在溥先生家中只见过一面的一个青年后辈,今天还记忆分明,且忘年谈艺,实有过于常人的天赋。我曾与谢稚柳先生谈起些事,谢先生说:“张先生就是有这等的特点,不但古书画辩解敏锐,过目不忘,即对后学人才也是过目不忘的。”又见到一卷缂丝织成的米芾大字卷,张先生指给我看说:“这卷米字底本一定是粉笺上写的”,彼此会心地一笑。按:明代有一批伪造的米字,常是粉笺纸上所写,只说“粉笺”二字,一切都不言而喻了。这次可收购的书画虽然不多,但我所受的教益,却比可收的古书画多多了! 第二次收购鉴定会是在故宫绛雪轩,这次出席的人较多了。上次的各位中,除张大千先生没在本市外,又增加了故宫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先生和胡适先生、徐悲鸿先生。这次所看的书画件数不少,但绝品不多。只有唐人写《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一卷,不但首尾完整,而且装订是“旋风叶”的形式。在流传可见的古书中既未曾有,敦煌发现的古籍中也没有见到。不但这书的内容可贵,即它的装订形式也是一个孤例。其次是米芾的三帖合装卷,三帖中首一帖提到韩干画马,所以又称《韩马帖》。卷后有王铎一通精心写给藏者的长札,表示他非常惊异地得见米书真迹。这手札的书法已是王氏书法中功夫很深的作品,而他表示似是初次见到米芾真迹,足见他平日临习的只是法帖刻本了。赵孟頫说:“昔人得古刻数行,专心学之,便可名世。”(兰亭十三跋中一条)我曾经不以为然,这时看王铎未见米氏真迹之前,其书法艺术的成就已然如此,足证赵氏的话不为无据,只是在“专心”与否罢了。反过来看我们自己,不但亲见许多古代名家真迹,还可得到精美的影印本,一丝一毫不隔膜,等于面对真迹来学书,而后写的比起王铎,仍然望尘莫及,该当如何惭愧!这时细看王氏手札的收获,真比得见米氏真迹的收获还要大得多。 其次还有些书画,记得白玉蟾《足轩铭》外没有什么令人难忘的了。惟有一件夏昶的墨竹卷,胡适先生指给徐悲鸿先生看,问这卷的真假,徐先生回答是:“像这样的作品,我们艺专的教师许多人都能画出。”故先生似乎恍然地点了点头。至今也不知这卷墨竹究竟是哪位教师所画。如果只是泛论艺术水平,那又与鉴定真伪不是同一命题了。如今五十多年过去了,胡、徐两位大师也早已作古,这卷墨竹究竟是谁画的,真要成为千古悬案了。无独有偶,马衡院长是金石学的大家,在金石方面的兴趣也远比书画方面为多。那时也时常接收一些应归国有的私人遗物,有时箱中杂装许多文物,马先生一眼看见其中的一件铜器,立刻拿出来详细鉴赏。而又一次有人拿去东北散出的元人朱德润画《秀野轩图》卷,后有朱氏的长题,问院长收不收,马先生说:“像这等作品,故宫所藏‘多得很’。”那人便拿走了。(后来这卷仍由文物局收到,交故宫收藏。)后来我们一些后学谈起此事时偷偷地议论道:容烧的瓷器、炉铸的铜器、板刻的书籍等等都可能有同样的产品,而古代书画,如有重复的作品,岂不就有问题了吗?大家都知道,书画鉴定工作中容不得半点个人对流派的爱憎和个人的兴趣,但是又是非常难于戒除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