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未完成的瞬间 —— 对话王文澜

1982上海城隍庙

    蔡焕松：你是不是觉得捂一捂、沉淀一下拿出来会更好？

    王文澜：我喜欢这种讲年头的感觉。贺延光是急的，我是慢的；他是直的，我是曲的；他是实的，我是虚的。比如同样拍非典，他快速反应地跑到地坛医院了，而我则来到了天安门广场，是另一种表现方式。后来我和贺延光开玩笑说，你是敢于斗争，我是善于斗争，一对哼哈二将。

    蔡焕松：你跟贺延光之间都很理智，摄影目标又很清晰，事实上应该是竞争对手？

    王文澜：同行是冤家，我们是竞争对手，但我们俩还老爱往一块儿凑，见了面就掐——打嘴仗，唇枪舌剑，旁边的人看着都乐。尽管拍的是同一个对象，但拍出来不一样，所以我们不怕去同一个地方。他拍的东西我会认真去看，我拍的东西他也很关注，我们都心中有数。我们常在一起吃喝，但不是酒肉朋友。听说《中国摄影家》想摆一个擂台让我们“PK”，我们俩都盼着呢。

    蔡焕松：贺延光的东西往往比较直接、激烈；你的影像则温和委婉，你喜欢慢慢地诉说。你拍唐山大地震、四五运动这些也是急的，那是偶然的激情释放，是特殊情况。但我老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要探讨评判标准和话语权的问题，因为很多东西的研判在若干年后会发生变化。当年拍宣传图片的时候没感觉会错，我们都以《人民画报》《解放军画报》的封面当标准、作模式，当年全国影展的评判标准也是照那个标准定的。由此我联想到你的“未完成瞬间”，觉得挺深的。

    王文澜：没什么深的，就像一条蚯蚓，只是有点钻劲，是有弯度。当你觉得自己的摄影是在观察与评判社会，可以用摄影提出自己观点的时候，摄影才是有意义的。

    蔡焕松：你把影像定在历史的高度上，所以就觉得永远未完成。

    王文澜：虽然是历史的高度，但历史是由很多细微的切片积累构成，所以任何小题材、小人物我都不放过。

    蔡焕松：长期以来很多摄影记者都特别留意具有特权的影像，因为有些新闻和人物需有特权才能拍到。但我看你倒是很不在意。

    王文澜：那些内容固然重要，有机会去拍也很好。但如果头脑僵化，很可能就浪费了那个机会。新华社的姚大伟则很好的发挥了自己的优势，给我们留下了温总理很多平易近人的瞬间。

    蔡焕松：你好像并不特别重视这些事儿？

    王文澜：因为在摄影史上很多著名作品并不都是出自特殊的场合，重大事件、突发事件在我们的生活中只是极小部分，百分之九十九以上都是平淡的生活。衣食住行里有很多可遇不可求的机会，你抓住了那些凡人小事就会成为你的代表作。

    蔡焕松：现在很多人的器材装备越来越厉害，像素也越用越高。你却把小型照相机用得得心应手，有什么使用心得？

    王文澜：相机的使用适得其所最好。我一般机不离身，小型相机揣在兜里比较方便，能迅速地接近拍摄对象而不易被其察觉，不易引起他人的反感，没必要老拿个大家伙吓唬人。但也有很多任务需要大相机，比如拍中央新闻、体育新闻。我80年代初就开始使用小型相机拍摄报纸头版的照片，成像质量很好，在没有限制的场合，小相机不会引起被摄对象的注意。我觉得这里还有一个因素影响着对摄影器材的使用，那就是面子，觉得手里拿着好机器很气派，这多少对自己不太自信。

    最早我出去采访也会带几个镜头，后来我发现很多时间都用来琢磨怎么换镜头，老在想用哪个镜头更理想。后来换镜头的事儿我不干了，这样就能很专心地琢磨如何去拍。当然我现在也使用胶片机，它是一种承载信息的固有方式，这个方式让我觉得踏实。数码存储的空间总让人有种莫名的担心，所以两条腿走路。

    蔡焕松：有人说你是中国摄影界的“四不像”——不像新闻记者，不像纪实摄影，不像玩艺术的，又不像搞当代的。你究竟想干吗？

    王文澜：“四不像”在生命遗传链中是有独特位置的，只不过不是一般人认为的所谓纯种罢了。但杂交更具兼容性。

    蔡焕松：也就是说你承认这种“四不像”风格？

    王文澜：我觉得当代啊、前卫啊，它不像美术，不像摄影，但像艺术，都是处在一种边缘状态，这种状态比较从容，有余地。五谷杂粮，营养丰富，即使是另类也挺好。

    蔡焕松：那么你觉得靠哪类多一点？

    王文澜：我想用一切手段在瞬间中进行融合。我尽可能多地关心社会的方方面面：关注政治，关心国家大事，因为我要反映半个世纪跨度的历史进程。原来我对经济没有兴趣，现在也接触金融、房地产的知识，因为这和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还有互联网上的内容，我从儿子身上知道他们这代人的兴趣，实际上他是另外一个世界，我根本进不去，但也要了解。只有这样，你的摄影才能反映新世纪的变化。

    蔡焕松：你是想通过努力，在社会中找出一些生活细节，碰撞出偶然性的瞬间，用这些碎片来储存、编辑半个世纪的进程。因为我看你并没有尽力去抓大题材，而是用生活中偶然性很强又很难得的瞬间来讲述故事。

    王文澜：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不动声色。当然碰上了大题材也要参与，但基本上是以日常生活为主。

    蔡焕松：然后用众多有含义的普通事件构成一个大的乐章。

    现在一些场合上，包括一些大活动，新闻记者大概有两种拍摄状态：一是用马达连拍，片海战术，拍了回去挑；二是拍一张是一张，讲质不求量。你对这两种拍摄方法怎么看？

    王文澜：首先我不喜欢闪光灯，尽管原来也用过，却有一种本能的抵制，我现在肯定不用。因为有了数码的宽容度，不用闪光灯完全可以满足低照度拍摄的需要，除非是商业摄影。至于马达，对中央新闻、体育摄影、突发事件是有用的，日常摄影没必要依靠它。

    蔡焕松：马达声、闪光灯可以制造气氛。

    王文澜：现在提倡低碳生活，摄影也要讲低碳方式。马达、闪光灯，费卡费电，也是一种能源浪费，不是低碳拍摄。另外拍得越多，删起来也费劲。

    蔡焕松：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拍摄者对自己捕捉的这个瞬间底气不足，怕抓不住，拍不好。

    王文澜：摄影就是瞬间语言，快门之间决定成败。你要拍好一个组照，你必须面对单张照片的挑战。拍好独幅照片是每个摄影者的首要目的，如果你在一张照片里都说不清楚，你也把握不了一个组照。如果你对瞬间没有信心，你就去拿摄像机吧。每个从事摄影的人都在不断地改变着自己的拍摄观念。我原来特别关心摄影的技术、技巧，随着器材的自动化，更加关注摄影以外的东西，关注一切和生活有关的东西，这些东西集中在某一时刻，通过你手指的瞬间释放，回到了摄影层面。这可能就是最大的变化！

    蔡焕松：关于“未完成瞬间”的话题，现在是否可以这样定义，你把一生对摄影的追求当成一部作品，迄今拍摄的只是这部未完成作品中的些许时空切片，影像未完成的社会价值、历史价值留给社会和历史去评判？

    王文澜：把所有的一切放在未完成的状态上，无论是小题材还是大事件，都包罗在一个大的历史题材里。这么大的题材，到哪儿才能算一站，怎样才算是拍完了呢？我要做的就是呈现一个摄影者的独特观看，力求在中国历史发展巨变的宏大交响乐中，演奏好自己的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