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未完成的瞬间 —— 对话王文澜

王文澜：把所有的一切放在未完成的状态上，无论是小题材还是大事件，都包罗在一个大的历史题材里。这么大的题材，到哪儿才能算一站，怎样才算是拍完了呢？我要做的就是呈现一个摄影者的独特观看，力求在中国历史发展巨变的宏大交响乐中，演奏好自己的乐章。

1977北京天安门广场

    王文澜：《中国日报》总编辑助理，高级记者。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摄影家》杂志、《人民摄影报》、《爱乐》杂志编委。《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财经视觉》杂志顾问。

    参加大型摄影报道活动

    1976年 四五运动

    1976年 唐山大地震

    1985年 老山前线

    1990年 亚运会

    1990年 抗洪救灾

    2000年 奥运会

    2008年 残奥会

    2008年 汶川大地震

    人大、政协、党代会

    各国首脑访华

    获奖

    1986年 全国十佳摄影记者

    1987年 全国好新闻奖

    1987年 全国新闻摄影金奖

    1991年 全国人像摄影十杰

    1991年 中国抗洪救灾优秀摄影工作者

    1992年 全国十佳体育摄影记者

    1995年 中国新闻摄影学术贡献奖

    2002、2003、2004年 中国新闻奖

    担任评委的大型评选活动

    国家图书奖

    中国摄影金像奖

    中国新闻奖摄影作品复评

    全国摄影艺术展览

    国际摄影艺术展览

    全军摄影艺术奖

    全国人像摄影展览

    全国体育摄影比赛

    画册出版

    1989年 四兄弟作品集《京味》 人民美术出版社

    1996年 个人作品集《名人透视》 中国日报出版社

    2000年 个人作品集《流动的长城》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年 个人作品集《瞬间》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年 个人作品集《中国纪事》 浙江摄影出版社

    2004年 个人作品集《自行车的日子》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6年 个人作品集《动感亚洲》 中国书局

    2007年 个人作品集《偶然》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年 个人作品集《地平线》 中国摄影出版社

    2003年 主编《百名摄影记者聚焦SARS》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8年 主编《百名摄影记者聚焦冰雪线》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8年 主编《百名摄影记者聚焦大地震》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8年 主编《百名摄影记者聚焦奥林匹克》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9年 主编《百名摄影记者聚焦中国》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9年 个人作品集《家国细节》 南方日报出版社

    展览

    1985年 四兄弟联展《广场漫步》 中国美术馆

    1996年 个展《肖像》 中国美术馆

    2005年 个展《自行车王国》 中国平遥国际摄影节

    2008年 个展《爱乐》 中国鼓浪屿钢琴节

    2008年 四兄弟联展《生命在于运动》 中国金融街购物中心

    蔡焕松：你曾经写了一篇文章，提出自己的作品是“未完成瞬间”的概念。你是一个对音乐的爱好和认识很深的人，可能你从舒伯特未完成的交响乐中悟出了更深的东西。你所指“未完成瞬间”是否包容以下三种形态：一是你把一辈子追求摄影的过程当成一部作品，所以尚未完成；另外，你大部分作品拍的是生活场景或重大历史事件的一个个碎片，从你要记录一个历史阶段的角度看也尚未最终完成；第三个层面，你作品中所包含的社会价值、历史价值都还没有盖棺定论，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事件的意义还可能会发生变化，其作品的最终价值也尚未完成。

    如果可以这么理解你“未完成瞬间”的含义，就请你从这三个层面谈谈。

    王文澜：我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交响乐曲式大多是四个乐章，舒伯特的第八交响乐只写了两个乐章，第一乐章是展示，第二乐章是回复，就音乐表现上讲已经相当完整，由于只有两个乐章，所以是未完成。我的改革开放50年专题尚未完成，所以借用了这个意思。

    我第一次听舒伯特的曲子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那会儿红卫兵很狂热，到处造反。当时的生活是清规戒律，清汤寡水，按部就班，束缚手脚，像钟表一样规律地走着。我那时是跟着哄，觉得不上学挺好，可自由了，所以就在西洋音乐的角落里自由了一番。

    蔡焕松：听这种音乐对你当年来讲是对机械刻板生活模式的一种心灵上的解脱？

    王文澜：人就是这样，往往被强迫学习的时候不想学，可是一旦没什么学可上的时候又很渴望，年轻人的思维总是很逆向。所以那会儿我们这些学生中就开始传看一些外国文学名著，有些书传到我手里时许多页码都掉了，尽管如此还是看得津津有味，那会儿大家都是在偷偷儿看。

    那时还开始接触绘画，主要是欧洲古典画派作品，没有接触过印象派和现代派的作品。音乐也是如此，舒伯特、莫札特、贝多芬的音乐……我后来经常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和欧洲的那些艺术家时空交错如此遥远，从小受的教育也是红彤彤的，却会在文学、绘画、音乐等艺术领域产生强烈共鸣？

    我想还是一个反映了人类艺术中最相通的点，就是人的本性。那时我们强调的是国家、民族、集体的共性，个人是微不足道的，个性被扼杀，只是一个螺丝钉。突然在视听上触及到这么本真的人性表述，觉得和自己的情绪非常吻合，就一头扎进去了，至今不能自拔。

    当然很多中国的民族音乐我也非常喜欢，像《二泉映月》《十面埋伏》等。后来上山下乡，同学把钢琴拉到农村，那会儿备战备荒，人们都在疏散，钢琴200块钱也没人要。贫下中农用马车把钢琴拉上山，放在我们知青的土窑里，白天弹的是《红灯记》，村里人也听得懂，到了晚上就弹《少女的祈祷》，换成西方的“靡靡之音”了。我哥哥王文波在村里放牛，他边放牛边拉手风琴，典型的对牛弹琴。村民来了就拉《打虎上山》（京剧《智取威虎山》中的唱段），村民一走就奏起《蓝天探戈》和《颤抖的树叶》。

    蔡焕松：你开始从音乐中寻找心灵的解脱，并在这个过程中悟出人的本性和个性关系中朴素的艺术感觉，但这一点怎么会促使你走上摄影之路，而且其影响持续至今？

    王文澜：我从小学绘画，学的是版画，所以对黑白关系、画面构成等等都比较敏感。在农村时还天天画素描，我觉得画画太慢了，哪天能画出头来。文革初期也照了几年相，骑着车北京郊区的风景点到处跑。拍照也是拍着玩儿，自己做印相机、放大机，自己配药，买那种特便宜的纸边儿印放照片。

    照相是来得快的东西，慢慢就上道了。后来当了后门兵，先打篮球，后下连队，半夜站岗时还在看《简明摄影知识》，背D-72配方。

    蔡焕松：你是盯住目标，做好充分准备了？

    王文澜：我盯上一个搞摄影的位置，人家一复员我就顶上了。

    蔡焕松：摄影人一般起步阶段多是为自己拍照片、自己洗照片，我也用过你说的那种印着毛主席像的纸边儿，12寸的盒装纸要20多元钱才能买到，而纸边儿一包4斤，才一块三毛多。

    王文澜：当时拍照片的人寥寥无几，相机还是奢侈品。我一开始是借人家的，后来才下狠心买了一个8块钱的相机。

    我们插队的地方离陕西华山很近，知青生活的照片没怎么拍，却跑到那里拍山水，现在拿出来看看，那时的华山和现在没多大变化。后来又去泰山、黄山、峨嵋山，拍了很多照片，现在看来都没什么价值，因为后人比你拍的强多了。反而当时我拍的有人物活动的照片，不管是在公园还是街道，这些照片都可以用，因为画面中有人，人带来了变化，他们的表情、衣着，反映了时代的变迁。所以我就琢磨用照片怎么说话，说什么话。

    蔡焕松：这些照片带着那个时代的烙印。

    王文澜：当兵时拍的多是些宣传照片。直到1976年周总理逝世、四五运动、唐山大地震、毛主席逝世、粉碎“四人帮”，让我手里的相机从拍摄自己转到了关注社会。经历了1976年，结束了十年文革，似乎明白了哪怕是8块钱的照相机也能拍出价值。

    到了80年代初，正好筹建《中国日报》，我就跑去毛遂自荐，经过试用就留在那儿了。干上新闻摄影以后，我在拍摄过程中还是非常重视技术、艺术，比如把前景弄虚了，画面尽量花哨一点……后来外国专家和我说，你拍照片多此一举，新闻图片应该一目了然，你这是故弄玄虚，这样做信息量太少了。慢慢地我的影像就有了一些改变。80年代特别喜欢变焦，后来我看他们的照片差不多都是广角，到现在我也基本上不推拉了，傻瓜照相机用得最多。

    蔡焕松：80年代初大家都把追求唯美视为时尚，当时我也和你一样。你后来是怎么转变的？

    王文澜：直到美联社的刘香成找到我，说他出了一本画册叫《毛以后的中国》。这本画册给了我很大的震动。

    1976年毛泽东时代结束了，毛以后又是一个历史阶段。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作用如何评价都不过分。但是这个过程表面上风平浪静，实际上犹如大地之下的岩浆滚动，我是当局者迷，以为十年文革过去了就没有什么再拍的东西。但是刘香成从旁观者的角度观察到了这一切，在我看来司空见惯的新闻现场，在他那里变成了这段历史很有价值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