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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世道”在变，“人”也在变
赵树理再次把“时间”作为《邪不压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前面是“二十七天”，三九二十七，也是“三”的倍数；现在则变成“三年”。相对千百年来不变的中国农村，无论是“二十七天”还是“三年”，其实都是很短的一瞬间，但如今为什么可以成为重要的时间变量？因为当时的中国社会——特别是农村社会——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深刻地决定了并改变着小宝、软英和聚财等等这些普通农民的命运。不过，农民是否自觉地意识到社会正在发生这样的变化呢？更不用说他们能否将这种变化与自己命运的改变联系起来？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到王聚财和她女儿软英的区别：王聚财总是怀疑这个世道是不是真变了？譬如说日本人退去四个月，退出二十里，日本人会不会在回来？他认为这个世道确实在变，但是不是真的变了他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而软英认为，先不要去考虑世道是不是真的变了，而是认为既然世道在变了，那么随着今天的变化，一定会发生更大的变化。二十七天都可以发生那么大的变化，为什么三年就不能发生更大的变化呢？
表面上看，两代人的看法当然有很大的冲突，不过，更根本的分歧是对变化的不同理解之间的冲突。可是，时间不等人，第三个章就叫“想再‘看看’也不能”。时间突然加快了：“这三年中间果然有些大变化——几次查减且不讲，第一个大变化第二年秋天日本投降了；第二个大变化是第三年冬天又来了一次土地改革运动，要实行填平补齐。第一个大变化，因为聚财听说蒋介石要打八路，还想‘看看再说’，软英的事还没有动；第二个大变化，因为有些别的原因，弄得坚持想‘看看’也不能了。”第二个变化也就是到了1946年10月，10月发生了的情况和“填平补齐”有直接联系，也和“土地改革”有很大关系。由于国共合作共同抗战的原因，共产党在农村原来采取的是“减租减息”，“减租减息”没有完全打倒地主，很多穷人也没有真正翻身。像地主刘忠还有一处院子、四十多亩出租地和二十多亩自种地，而老拐这样的穷人则跟讨饭差不多。“填平补齐”就是要进一步“均贫富”，让经过“减租减息”的地主把土地交出一部分，将贫富之间的差距进一步缩小。但是，这个要求到了下河村， 却带来了这样的结果：“元孩说：‘区上的会大家都参加过了。那个会叫咱们回来挤封建，帮助没有翻透身的人继续翻身。’”但问题在于“封建尾巴总共五六个，又差不多都是清算过几次的，可是窟窿就有四五十个，那怎么能填起来？”小宝说：“平是平不了的，不过也不算很少！这五六户人家一共也有三顷多地啦！五七三百五，一户还可以分七亩地！没听区委说‘不能绝对平，叫大家都有地种就是了！’”又有人说：“光补地啦？不补房子？不补浮财？”又有人说：“光补窟窿啦？咱们就不用再分点？”本来“填平补齐”就是为了避免两极分化，可是事情一到这就变了味了，因为某些积极分子如小旦、小昌之类，是为了在清算地主的过程中多分好处，所以他们会觉得这次“填平补齐”又是一次分好处的机会,而不是要给那些受穷的、没有翻透身的人进一步翻身。如此一来，积极分子光顾考虑自己的利益了，只有小宝表示异议：我们让大家有地种就可以了，不是真正的拉平。但马上有人就接着小宝的话说：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再分点？我们是积极分子，要靠我们来挤地主的土地和浮财，如果挤不出来，你们这些人又分什么！你们光拿胜利的成果，我们有什么动力来干这些事？赵树理在这里非常尖锐地揭示出农村变革中极其严峻的问题，那就是广大群众与干部和积极分子之间矛盾。积极分子往往这样认为，既然要靠我们来挤地主的土地和浮财，当然要从其中拿好处。这时小旦之类就跳得最高，说不拿好处怎么行呢？
当时无论是“填平补齐”还是“土地改革”，一个重要依据就是看有没有“剥削”，第一看是不是把土地租给别人种，第二看家里面有没有雇佣长工？如果没有剥削就不该分地。像王聚财家虽然有一些地，但这些地是自己开荒得来的，包括自种地也是靠自己的劳力，没有雇用别人。按照共产党的土改政策，这样的地不应该分。可是，为了让大家有浮财有土地可以分，让更多的人挤出来钱和地来，最终的结果是上河村的干部把王聚财等人也列入“封建”，视为要清算的对象。元孩虽然发现问题，“见他们这些人只注意东西不讲道理”，但小昌说：“我看不用等！羊毛出在羊身上，下河的窟窿只能下河填，高工作员也给咱带不来一亩地！”于是，那些不该清算的人也要拿来重新清算，那些老老实实种地的庄稼人也要把土地和财物交出来。正是这股“清算”风波，再一次把软英卷入到风口浪尖上。小昌作为农会主任，他不但要清算那些不该清算的农民，还借此机会派小旦为自己十四岁的儿子小贵向软英提亲。
《邪不压正》和一般写“土改”的小说选的视角不太一样，譬如周立波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描写土改，关注的是地主阶级与贫雇农之间的阶级矛盾，这一矛盾集中表现在大地主韩老六和最穷的农民“赵光腚”之间的冲突上。这是一般“土改小说”常常采用的叙述模式，但赵树理没有选择这个更便于描写斗争和冲突的叙述模式，《邪不压正》中虽然有大地主刘锡元，也有贫雇农元孩和小昌，但整个叙述是从王聚财这个“中农”的视角展开的。 王聚财首先受到刘锡元的逼迫，仗势欺人来提亲；等刘锡元倒台之后，本来是翻身做主人的穷人小昌，做了农会主任之后，他反过来又派小旦来提亲。小昌与刘锡元原本是对头，“减租减息”时就是依靠小昌、元孩才最终打倒了刘锡元。但小昌和刘锡元都利用了原来的狗腿子小旦来压迫王聚财，要软英嫁给刘忠，或嫁给小贵。这种同构关系揭示出改变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艰巨性、长期性和复杂性。实际的情况并不是那么正邪分明，打倒地主就万事大吉了。赵树理要揭示出这种现象背后更深刻的危机，不过他也意识到小昌并不是刘锡元，聚财不是以前的聚财，软英更不是以前的软英了。因为世道变了，人也在变。
不过，赵树理没有把这种潜移默化的变化归结于抽象的、外来的力量，如工作队的高工作员，或是工作团的团长——他甚至是一个无名无姓的人物——共产党、八路军，包括区委和工作队，这些对农民来说，都是一种抽象的、外来的力量，关键在于这种抽象的力量是否能够具体地对“人心”进行改造？ 当小昌通过小旦再次向王聚财家逼婚时，王聚财已经不是原来的王聚财了，特别是软英更不是原来的软英了。赵树理既要写出他们的变化，同时更要显示出是什么力量带来了这种变化：“软英这好似后，已经是二十岁的大闺女了，遇事已经有点拿得稳了”，她不仅仅是长大了，而且还渐渐了解这个外面正在改变着的世界，“想来想去，一下想到小贵才十四岁，她马上得了个主意。她想：‘听小宝说男人十七岁以上才能定婚（晋冀鲁豫当时的规定），小昌是干部，一定不敢叫他那十四岁的孩子到区上登记。’”当年刘锡元来逼亲时，根本没有“登记”这一套说法，大家可以想一想，“登记”这一套规定是怎么来的？“今天打发小旦来说，也只是个私事，从下了也不过跟别家那些父母主婚一样，写个贴。我就许下了他，等斗争过后，到他要娶的时候，我说没有那事，他见不得官，就是见了官，我说那是他强迫我爹许的，我自己不愿意，他也没有办法。”之前的软英只会和小宝两人流眼泪，算日子，但现在她却有了主意。同样可以想一想她为什么有了主意？她的主意是从哪里来的？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变化，虽然小旦、小昌逼着软英嫁给小贵，还把王聚财也给清算了，聚财只好把家里的十五亩好地和刘家给他们的彩礼交出来了，才算过了这一关。这个事情发生在1946年，但过了一年，政府公布了《土地法大纲》，真正的“土改”开始了。村里来了土改工作团。王聚财“摸不着底，只说是又要斗争他，就又加了病——除了肚疼以外，常半夜半夜睡不着觉，十来天就没有起床。赶到划过阶级，把他划成中农，整党的时候干部们又明明白白说是斗错了他，他的病又一天一天好起来。赶到腊月实行抽补时候又赔补了他十亩好地，他就又好得和平常差不多了。”1946年开始的晋绥地区的土地改革确实走了一段“过激化”的弯路，不仅斗了中农，而且把地主也扫地出门。地主当然应该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斗倒，但斗倒之后还是要让他们自食其力地生活下去。所以，要改正土改中某些“过激化”的做法。而要改正“过激化”，必然要清算其中起坏作用的干部。 像小旦这样的人物，“工作团一来，人家又跑去当积极分子，还给干部提了好多意见，后来工作团打听清楚他是个什么人之后，才没叫他参加贫农小组。照他给干部们提的那些意见，把干部说得比刘锡元还坏啦！”聚财低低地说：“像小昌那些干部吧，也就跟刘锡元差不多，只是小旦说不起人家，他比人家坏得多，不加上他，小昌还许没有那么坏！”安发说：“像小昌那样，干部里边还没有几个。不过就小昌也跟刘锡元不一样。刘锡元那天生是穷人的对头，小昌却也给穷人们办过些好事，像打倒刘锡元，像填平补齐，他都实实在在出过力的，只是权大了就又蛮干起来。小旦提那意见还不只是说谁好谁坏，他说‘……一个好的也没有，都是一窝子坏蛋，谁也贪污得不少，不一齐扣起来让群众一个一个追，他们是不会吐出来的！’”小旦在“干部洗脸”的过程中，又要转过头来斗这些干部，他全盘否定“新力量”带来的变化，所以很容易见风使舵，否定一切。
工作团自然不能“否定一切”，只是纠正了某些“过激”的做法。所有这些变化，都是通过王聚财的眼光呈现出来的。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些，王聚财才说出了心里话：“我活了五十四岁了，才算见行动说过这么一回老实话！这真是一个说理的地方！”要真成为一个可以让农民“说理的地方”，关键在于土改不能简单地依靠某些积极分子。而是要依靠更广大的人民群众。这也就是当时赵树理强调的：“今后执行土地法，要靠土地法上规定的合法执行人（贫农团，农会，农代会）来执行，不能再靠那些坏干部做。” 解决了下河村的“问题”，“散会以后，二姨挤到工作团的组长跟前说：‘组长！我是上河人！你们这工作团不能请到我们上河工作工作？’组长说：‘明年正月就要去！’”为什么要到上河村去，前面已经交代了，上河村的“填平补齐”同样有“过激化”的倾向，二姨把自己家的驴卖了，把做种的花生也吃了，因为害怕清算他们家。《邪不压正》描写新的力量介入农村，是从“上河”到“下河”，又从“下河”到“上河”，农村的变革刚刚开始，还要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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