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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三种时间，三重道理
《邪不压正》描写的是农村从“减租减息”到“土地改革”之间发生的故事，赵树理将外部世界的变化，最终落实到农民的生活世界、土地关系、婚丧嫁娶和邻里关系的变化上，通过书写看似日常的变化折射出巨大的社会变革。
关于《邪不压正》，其实还有许多可以讨论的地方。譬如除了有意构建的三种时间（农历纪年、民国纪年和公元纪年）外，小说是否也利用了空间的变化？像院落与院落之间，同一院落的东房、北房、西房之间以及不同村庄之间（如上河村与下河村），这些空间的变化与小说需要处理的内容和问题之间构成了一种怎样的关系？很值得我们继续深入探究下去。
但在这儿，我还想进一步讨论《邪不压正》中“三种时间”的构建：一种是“公元纪年”的1943年，一种是“农历纪年”的中秋节，还有一种是王聚财在回忆往事时，用了“民国纪年”的民国二年。小说开头三种不同时间的记录方式，预示着赵树理要处理的三个层面的故事，或者说三种因素相互产生联系，不断冲突、改造和融合。与“农历时间”联系在一起的是中国的乡村世界，也即像王聚财这样的普通农民的生活世界。对于“时间”的理解就是对于“世界”的理解。用农民的话说，就是对于世道变化的理解。与“农历时间”相对的是“民国纪年”，自秦汉以来形成的农耕社会，进入民国，遭遇现代，它本身发生了急剧的分化，可以将其视为明清以来农村社会变化的延续以及不断危机化的过程。假如历史只在这两种时间中循环，那么，农民只会变得越来越穷，从自耕农变成贫农，从贫农变成雇农，就像小昌、元孩和小宝那样，要么没有土地只能给地主打长工，要么只有很少的地靠租地做雇工养活自己。“租”和“息”成为了悬在这些农民头上的两把刀，而地主则会说“算账才是理”，结果是利滚利，农民永远还不清。这个“恶性循环”必然带来农村的破产，农村的破产意味着绝大多数的农民无法养活自己，农村的矛盾则越来越尖锐。第三种时间“公元纪年”代表了共产党、八路军这种新的改变中国农村的力量，这种力量致力于打破“农历纪年”和“民国纪年”所形成的“恶性循环”。正如费孝通指出得那样：“如果人民不能支付不断增加的利息、地租和捐税，他不仅将遭受高利贷者和收租人、税吏的威胁和虐待，而且还会受到监禁和法律制裁。但当饥饿超过枪杀的恐惧时，农民起义便发生了。也许就是这种情况导致了华北的‘红枪会’，华中的共产党运动。如果《西行漫记》的作者是正确的话，驱使成百万农民进行英勇的长征，其主要动力不是别的而是饥饿和对土地所有者及收租人的仇恨”。
这种致力于打破“恶性循环”的叙事，不仅出现在赵树理小说中，而且也成为“延安文艺”最主要的母题之一，譬如被视为“延安文艺”典范的歌剧《白毛女》，地主黄世仁逼债逼得杨白劳喝卤水而死，杨白劳死后，父债子还，喜儿被抓去黄家做丫鬟抵债；黄世仁强奸了喜儿，她只能逃到深山中，头发变白了，所以叫“白毛女”，当地人叫她“白毛仙姑”。这也是地主压迫农民的一个“恶性循环”。怎么样才能打破这个“恶性循环”呢？歌剧中出现了和喜儿青梅竹马的大春，他带领八路军解救了白毛女，白毛女又恢复了喜儿的身份。这就是“旧社会将人变成了鬼，新社会让鬼变成了人”。关键在于无论是之前的“喜儿”还是后来的“白毛女”，都无法依靠自己来改变悲惨的命运，只有某种新的力量的介入，才带来了解放的转机。《邪不压正》同样如此，没有第三种时间的介入，就不可能打破原来两种时间的“恶性循环”。在小说中则表现为软英面对刘锡元家的逼婚，她和小宝都没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只能哭着“算日子”。在《邪不压正》第一部分“太欺人呀！”中，无论是感叹命运的聚财，还是哭哭啼啼的软英，所有人都是以接受命运为前提的，谁也没有办法改变命运。在这算来算去的“二十七天”中，只有上河村的八路军的到来，打倒了刘锡元，才改变了软英的命运。
不过，新力量的介入也需要有一个过程。和“农历纪年”联系在一起的，是农村的伦理世界和农民的生活世界，它最重要的特质就是讲“礼数”，有人称其为“礼俗社会”——与“礼俗社会”相对应的是“法理社会”，这是借用大家熟悉的费孝通的说法：“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用Tonnies的话说：前者是Gemeinschaft，后者是Gesellschaft，用Durkheim的话说：前者是“有机的团结”，后者是“机械的团结”。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 ——新力量介入到农村社会，首先必须考虑与这个“礼俗社会”的关系：既要关联，更要改造。就像《白毛女》中带着“八路军”归来的大春，“一方面，他是民间秩序的归复者，另一方面，他又是新政治力量的代理人。但是，只有当他是代表民间秩序的归复者时，他才是政治的代表……也就是说，只有当大春的民间身份得到确认时，他的政治身份才得到确认。而这个由红军或八路军所代表的政治必须是民间伦理秩序的支持者，必须曾经带给人好日子，否则根本没有叙事功能”。 如果说《白毛女》侧重于“新力量”与“礼俗社会”的关联，那么《邪不压正》则强调了“新力量”对“礼俗社会”的改造。小说开头写道，小旦本是个坏蛋，但他来聚财家做媒人就要把他当媒人看待，他躲在后面抽大烟，还要给他送一碗挂面，小辈见了他还是要叫“小旦叔”。这就是农村社会的“讲礼数”；但到小说结尾，软英起来控诉小旦，有一句很关键的话：“小旦叔，不，小旦！我再不叫他叔叔了！”新的“法理”打破了“礼俗社会”的规则。法律规定不能包办婚姻，规定男女结婚要自愿，甚至规定了结婚登记的年龄。因为有了这些新的“法理”，元孩宣布散会，大家都要走，软英才能说：“慢点！我这婚姻问题究竟算能自主不能？”区长说：“我代表政权答复你：你和小宝的关系是合法的。你们什么时候想定婚，到区上登记一下就对了，别人都干涉不着。”以前农民的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没有“合法”一说。“到区上登记一下”的“登记”也很重要——赵树理写过一部小说就叫《登记》——这同样标志着一种“法理”的介入，正深刻的改变着原来的“礼俗社会”。
“赵树理”原来叫“赵树礼”，他名字中的“礼”之所以换成“理”，是因为他知道“礼俗社会”虽然也有其“道理”，但问题在于，“礼俗社会”的“理”碰到了地主“算账”的“理”，就要一败涂地。在地主看来，“算账”才是“讲道理”，否则就是不讲道理，“礼俗社会”的“理”根本不值一提。就像小昌说的“势力就是理”，“礼俗社会”的“理”没有“势力”撑腰，自然不成其为“理”，农民的“理”碰到地主的“理”，肯定是说不上“理”，只能堕入“恶性循环”。假如农民固守由“礼俗社会”产生的“理”，在“恶性循环”中一定处于下风，必然出现如王聚财这样唯唯诺诺，什么事情都要看看再说的人。倘若农民都像王聚财这样，就无法打倒刘锡元这类大地主。因此，农民的这个“理”必须和共产党带来的“理”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打倒由“民国政治”撑腰的地主刘锡元的“理”。三种“时间”到来了三重“道理”。《邪不压正》最后写道，王聚财说：“这真是个说理地方！”如果按照农民的“理”，刘锡元和小昌都是仗势欺人，不合“礼数”，但农民对他们没什么办法，只能默默忍受。可现在不同了，因为有了共产党、八路军、区委、法院和工作团，终于有了一个“说理”的地方。只因有了新的“法理”的介入，农民的“理”才得以申诉，受欺压的状态才得以改变。就像小说中王聚财憋了一肚子气，气得“生病”了，可一旦可以“说理”，他的“病”就好了。从象征层面上看，“病”“理”相通，说通了“道理”，“病”也就好了。由此可见，“赵树理”的名字改得很有“道理”。
2014年11月11日初步修订
2015年元月3日再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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