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鹏，原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现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

中再次感受草书线条所编织出的那种奇异诡丽的幻妙之境。勿庸讳言，王冬龄并没有像邱振中和沃兴华那样，充分挥动手中的理论武器为自己的惊世骇俗的狂草场面自圆其说，但他到底还是靠自己并不薄弱的传统功力和出乎意料的表演为自己赢得了阵阵喝采。王冬龄草书植根于二王，同时对带有浓厚的章草意味的《书谱》情有独钟，他在这几家的草书世界里作了为时不短的盘恒与逗留，因此也打下了很纯正的不乏经典意识的草书基础。细观王冬龄草书，从中不难看出他对林散之草书的仰慕与心仪。林散之在晚年自谓：“余三十岁以后学行书，六十岁以后学草书。草书以大王为宗，释怀素为体，王觉斯为友，董思白、祝希哲为宾，始启之者，范（培开）先生，终成之者，张（粟广）、宾虹师也。”事实上林散之草书受董其昌草书《试墨帖》影响最为明显，董氏行草书的虚淡和禅意更是林散之尤为心仪的地方。只是林能以董为本，参以汉碑之意，一改董的纤弱寒俭之弊，得厚重之气、峻朗之骨，书风别开生面。其草书尤重笔墨表现，在文人书卷之气和雄逸之境的营造方面颇有独到之处，被世人誉为近三百年来开草书之新境者。散草在笔法、墨法上所能达到的精致最为人看重，但他在字法上与旭素狂草的风范尚有一段距离。王冬龄取法林散之的成功之处在于，将以水泼墨漫洇笔法的大量采用和甚具张力弹性的圆润灵动线条以及字形结构的欹侧左倾和右提轻收巧妙结合，融汇运用，并能以自己在孙过庭《书谱》当中获得的传统笔墨精华作为相应的支撑，从而使他与林散之在面貌神情上拉开了距离，王冬龄的草书也就具有了一定的当代书史价值。这种“当代书史价值”的大小有无，一方面取决于你在传统方面吸收了多少，另一方面还要看你在对传统笔墨具有深度把握的基础上又向前迈出了多远。张芝作为一代草圣，在章草的基础上，施以简捷流畅，加强引带，开创“一笔书”，故其今草具有原创意义。张旭又在其基础上，参以隶书用笔，更见狂放颠逸之韵致，怀素则纯以篆书圆转笔法作草，细筋入骨，如屈铁盘金，柔韧而不乏爽健，二人皆借助酒的力量，营造出摄人魂魄的狂草意象。我们面对他们的作品，在整体印象上虽皆具汪洋恣肆、气势奔放之姿，但在不同作品的处理上却有一些内在的细微的差别，如张旭的《古诗四帖》与《肚痛帖》，怀素的《自叙帖》与《大草千字文》之间，理法虽同，但气象有别。然而，今世之作狂草者，却似千篇一律，越往后，风格既定，便形成模式，幅幅大同小异，难有大的突破。王冬龄草书亦无出于此。从技术层面来讲，王冬龄在草书笔法、结体方面的功力锤炼以“精熟”而论，似亦未过。他对前人技法研炼的纯粹性虽未必达到赵孟頫对二王书风的追摹程度，但在道理和路数上却显然是相互一致的。赵书的精致虽强似宋代的苏轼、米芾和黄庭坚，但在个人意趣的张扬和自家书风的确立方面则多有不及，可谓“收之桑梓，失之东隅。”而王冬龄草书亦同样存在这种问题，其基本功力比之当代其他草书家似有过之，但与此同上也逐渐染上了习气，即愈熟愈近俗，书路有很大的程式化倾向，在草书的精神气格内在神韵的开拓与挖掘上存在相应的不足。王冬龄先生可能也以此有所认识，但他找寻的突破口却是以将作品写大或在书写材质上作文章，其举虽不乏“新意”，但在本质上，却似乎无助于其书作的品位与气格的提升。 
                                                                                               王冬龄先生近照




    &n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