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彬
6000多部中国文学史,1000多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德国著名汉学家顾彬昨日(16日)又为这个庞大的数字“加了1”。但与其他绝大多数只是为了出版而出版的“文学史”系列图书不同的是,昨日在上海首发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必将引起中国学界关注,因为他的作者是那个评价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顾彬。在昨日的首发式上,顾彬说,他已经慢慢学会了中国人的圆滑,“不好意思批评中国的作家朋友”。而与会的作家学者也“失望”地发现,这部文学史中没有类似“垃圾说”这样的猛料,“更像是中国人写的。”作家孙甘露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刚刚出版,顾彬还透露,自己正在创作《中国戏剧史》,“所以我的记忆都停留在清代和京剧上”。
“如果我放弃,德国就没有人研究中国文学了。”
“四十年来,我把自己全部的爱奉献给了中国文学。”顾彬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序言中动情地说。这个曾经仅仅在圈内享有盛誉的德国汉学家,因为被媒体放大的“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一说,而为公众所知,甚至一度成为一个文化娱乐的标签。但这个严谨的德国人自1967年首次接触李白诗歌以来便迷上了中国文学,而“中国诗歌一直为我所爱”。所以无论在公开言论还是学术专著中,都对中国诗歌褒扬有加,“我钟爱它(中国诗歌)不仅是在漫长的中国文学史之中,而且也远远超越了中国文化的界限。在第一位德国诗人出现之前,中国的诗人们已经进行了2000多年的诗歌创作,只在若干世纪之后,一位德国诗人才终于能够与一位中国诗人相提并论。”顾彬在序言中说。1974年顾彬第一次来到中国,那时根本不知道中国文学,“连鲁迅是谁都不知道,直到我学习中文后,才开始对中国文学有所了解。如果我放弃了,在德国也就没有第二个人研究中国文学了”。顾彬自豪地说。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创作始于2000年,直到2005年编著完成。谈到编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顾彬回忆说:“1988年翻译完成《鲁迅全集》6卷本后,想到自己才四十几岁,应该还能再做一番更大的事业,所以我开始着手中国文学史研究。”他认为中国以前发表的一些文学史著作和文章都不是很专业,“都是在对历史进行介绍,譬如这人在何时写了什么文章等,没有对其人生或是作品有进一步的分析。”但顾彬的雄心在许多人看来简直就是浪费时间,“有一些中国学者建议我应该多研究一些哲学或神学。但是我觉得除了我之外,在德国甚至欧洲都不会有人会去写中国文学史,不是他们不懂,是我觉得他们都懒得动笔。也有人准备与我合作,可是过了几年后,书没出来,这些人也都没联系了。”
在这本文学史里,“我学会了中国人的圆滑!”
把顾彬和“垃圾说”等同起来几乎成了一个惯性思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不是我第一个说的,是我多年前在汕头大学一次会议上听一位中国学者说的,他后来去清华大学教书了。我只是第一个向公众提出来罢了。”至今顾彬仍然坚持中国当代文学除了诗歌之外都不是太理想,“印象中好的作品有王蒙的《组织部来的年轻人》,张爱玲在香港发表的长篇小说。中国当代散文、小说、话剧都比较困难,余秋雨知道怎么写好散文,但还不够好,最好的散文是北岛写的。小说呢?我觉得还是王蒙在1980年代写得不错,1990年代以来的小说,我还没有去思考。那个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华人作家,他的作品都是我翻译介绍给欧洲的,但把他和其他伟大作家相提并论就太可笑了,他差太多。所以,自从他获奖之后我们就决裂了。”
谈到中国当代文学的问题,顾彬还是坚持他的“语言说”,“中国当代文学的语言有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还是我一直说的,中国作家的外语不太好,无法读原著,就无法吸收其他语言以丰富自身的表达。”德国老头有点固执地说。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德文版和中文版几乎同时面世,“在欧洲卖120欧元,中国只要58元人民币,太便宜了!”顾彬开玩笑说。有专家认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没有了顾彬式犀利的批评语言,“我学会了中国人的圆滑,不好意思批评老朋友。”
评论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十分严谨,书中有相当多的注释和引文,通过这些注释,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对中国文学的了解程度。让我相当惊讶的是,中国20世纪文学在欧洲的译介和研究非常深入,甚至超过了我们对欧洲文学的了解程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在我看来有点类似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没有过多地纠缠于文学以外的社会、政治、文化,而是更加突出文学、文字和作家。几百年后,我们只会记得这些文本,而不会再记起这些年发生了什么事情。《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出版之后,本来以为书中会有许多尖锐的批评,但现在可能要让我们失望了。——陈思和
我觉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更像是中国人写的,体例、标题都很像。——孙甘露
文学史也在垃圾化,甚至比当代文学更垃圾,很多文学史既没有文学也没有史,只是为了职称和课题而写,甚至成为文学权力和政治权力的镜像投射,比如鲁迅给多少字,茅盾给多少字都会有所限定。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是值得推荐给大学生作为教材的。——张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