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文化界几多感慨：热点比往年更“汹涌”

    从6月初到10月底，为了向新中国成立60周年献礼，北京17个剧场400余场视听盛宴，将2009年的首都舞台装点得分外绚丽。

    2009年是文化产业振兴和文化体制改革的关键一年。7月22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文化产业振兴规划》，这是中国在世界金融危机中，继钢铁、汽车、纺织等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后出台的第11个产业振兴规划。而文化体制改革也在这一年大提速，其标志性事件是包括3家文化央企在内的一系列集团公司的成立。11月12日，由中国东方歌舞团转企改制组建的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报社转企改制组建的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文化部文化市场发展中心、中国演出管理中心转企改制共同组建的中国动漫集团有限公司同时挂牌。

    2009年“申遗”迎来了“中国年”。中国传统桑蚕丝织技艺、南音、南京云锦织造技艺、宣纸传统制作技艺、侗族大歌等22个项目成功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由此成为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项目最多的国家。当然，“申遗”成功仅仅意味着一个新的开始，如何保护和传承好遗产，正确对待“世遗”名号将是我们面临的下一个考验。

    2009年对国学而言有悲有喜，悲的是季羡林、任继愈、杨宪益等德高望重的国学大师、文化大家相继离世，他们的学术成就和精神遗产再次成为焦点话题。令人欣喜的则是“国学热”在持续升温。《百家讲坛》主讲人易中天、袁腾飞是2009年“聚光灯”下的“主唱”。易中天成为学术明星四处“走穴”的代表，穿梭于全国各地，上节目，做讲座。一桩“毒舌门”事件将易中天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史上最牛历史老师”袁腾飞由于“非正常出名”而成为媒体焦点，他以一种“麻辣”和充满“无厘头”话语的语言风格讲述历史文化，吸引了更多年轻人对国学的关注，使得原本陷入沉闷的“百家讲坛”再次火爆起来。

    2009年赵本山和他的东北二人转着实火了一把。4月，“刘老根大舞台”落户北京，其盛大开业典礼吸引了张艺谋、成龙、冯小刚、宋祖英及作家王蒙、凤凰卫视总裁刘长乐、博鳌论坛秘书长龙永图等各界名流到场。东北的二人转舞台，从来没有像今年这样高朋满座、星光璀璨。刘老根大舞台的成功，也为民间传统艺术的商业推广提供了范本。

    一批文化界的大腕一不留神在2009年被冠以“文化包工头”的头衔。起因是某戏剧节上，30多台参演剧目中竟然有10台由一位导演独揽，11台戏由同一位作曲家“捉刀”。此现象招致一批有责任感的评论家的谴责，他们声讨“飞行导演”和其 “御用团队”，通过编织“利润流水线”，垄断当前的舞台剧创作。“文化包工头”现象使文化主管部门和院团为之警醒，他们开始审视“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用人体制，进而对剧目建立更为科学的价值评估体系。“文化包工头”一词无疑成为2009年文化界的热词之一。

    一系列文化打假事件也在 2009年被媒体推至舆论的风口浪尖，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假唱、假票房和假学术明星。文化部一纸“禁假令”，给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们敲响了警钟，假唱这个顽疾，终于可以在法律的规范下通过市场监管来逐步解决。票房造假在2009年让中国电影蒙羞。电影《阿童木》在上映之后，出品方宣称首周票房突破 4000万元，遭遇质疑后缩水至1700万元，媒体毫不留情地戳穿了一些电影票房注水的谎言。有评论人士认为，中国电影是做大的而不是吹大的，靠吹牛中国电影将不会走远。而被冠以“国学大师”“活屈原”等光环的百岁老人文怀沙也在2009年“晚节不保”，当学者李辉就年龄、经历、学识“三疑”文怀沙的文章经媒体刊登后，学术界一片哗然，网络上更是掀起了一场“打假”的狂潮。

    在经历种种波折之后，迪斯尼终于要落户上海。抛开经济意义不谈，不少人对“美国文化侵略”表示了担忧，有媒体甚至质疑：“迪斯尼”来了，“喜羊羊”怎么办？“迪斯尼”入驻上海被业界看成是一场“文化战争”。

    临近年末，一部商业包装的进口灾难片《2012》再次挑动了观众敏感的神经，其中的“中国元素”令国人自豪。他们认为，其他国家都完不成的大“方舟”，是咱中国人造的！殊不知这是精明的美国制片方为拓展中国市场而使用的一种策略，中国导演只有向美国导演学习，拍摄出既有高票房又有文化内涵的影片，方能真正引以为豪。